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结构、特色和趋势/朱景文(23)
[21]“论衡•是应”，《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9页。
[22]储槐植：《再说刑事一体化》，《法学》2004年第3期。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7页。
[24]实际上，实体与程序一体化的思想在中国宪法中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按照《宪法》第26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制定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基本法律，这里所说的刑事的、民事的基本法律，当然既包括作为实体法的刑法、民法，也包括作为程序法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
[25]法国学者戴尔马斯—马蒂指出，在全球化条件下，随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渗透，法律体系不再像凯尔森所说的僵固、静态的金字塔式的体系，而像是一个飘散的、有聚有散的“有序的云”，随解决问题的方式（合作、和谐、统一）、处理问题的层次（国家、地区、全球）、领域和速度的不同而不同。参见Mireill Delmas-Marty,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Transnational Legal World ‘in the Land of Orderly Clouds’,”Legal System in Transformatzon: China and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Forum, Beijing,2010.这一观点对于我们考虑国家的法律体系也是有启发性的。
[26]转引自王铁崖：《国际法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1-182页。
[27]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年，第29页；吴慧：《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余民才主编：《国际法专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28]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Towards A New Common Sense: Law,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the Paradigmatic Trans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 250-378.
[29]M. A.Glendon,M.Gordon and C. Osakwee, Comparative Legal Traditions, St. Paul: West Publishing Corp., 1985, pp.328-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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