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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疑难案件下犯罪构成理论的优劣对决——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与德日犯罪三阶层论的对决/欧锦雄(7)
该案的基本案情是:邵建国是某一派出所的民警。一天,其妻王某怀疑邵建国与沈某(女)关系暧昧,双方在家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王某说:我不想活了。邵建国也说:我也不想活了。并把自己佩带的“五四”式手枪从枪套里取出,表示与王某一起自杀。王某只想自己自杀,不让邵建国也自杀,怕其儿子没爹没妈。于是,王某两次上前与邵建国夺枪,但是没有夺到手。过一段时间后,王某对邵说:“你把枪给我,我先打,我死后你再打。”邵从枪套上取下一颗子弹上了膛。王见状又上前夺枪,邵把枪放在地上用脚踩住。王某提出一起上床休息一下,邵建国同意,但没有从地上捡起枪。之后,双方均躺在床上。过了一段时间,王某借故要下床,邵建国坐起来双手扳住王某双肩,不让王某捡枪。王某说:我把枪捡起来交给你。邵便放开双手让王去捡枪,王某捡起枪后即自杀。邵建国立即喊邻居一起送王某到医院,经医院检查已死亡。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邵建国身为公安人员,明智其妻王某有轻生的念头而为其提供枪支,并将子弹上膛,对王某的自杀在客观上起诱发和帮助作用,在主观上持放任的态度,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并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宁夏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维持了原判。
陈兴良教授针对这一案件作了以下评论:根据我国现行的刑法理论,并不能认为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因为对于这种教唆或帮助自杀行为,我国刑法教科书一般都认为是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根据我国犯罪构成体系,被告人邵建国在客观上存在实施诱发和帮助其妻王某自杀的行为,其实质是非法剥夺了他人生命的故意杀人行为,主观上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王某自杀的结果,但他对这种结果持放任态度,以致发生了王某持枪自杀身亡的严重后果,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对于这一结论,陈兴良教授提出批判:杀人,无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都必须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但是,这种教唆或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不能等同于故意杀人行为,“按照递进式的犯罪构成体系,教唆或帮助自杀行为不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因而也就不可能具有违法性与有责性,就不会评价为犯罪。而根据耦合式的犯罪构成体系,只要将教唆或帮助自杀行为错误地理解为杀人行为,接下来杀人故意也有,因果关系也有、杀人结果也有、主体要件也符合。因此,一存俱存必然导致一错俱错。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耦合式犯罪构成体系比递进式犯罪构成体系出错的机率要大一些。当然,错案的发生也并不能仅归咎于犯罪构成体系,但至少与之有关。” ○13
在这一论述中,陈兴良教授认为,以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分析时,邵建国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而以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分析时,邵建国的行为无罪。对此,笔者持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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