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立宪问题初探/高军(2)
其次，现代国家财政支出的扩大易导致征税的无度。虽然课税是对人民基本权利的侵害，但并非每一受害人均能清晰洞察。“盖租税国家于行使其权力时，尽可能不引人注目，乃惯于让纳税义务人税源扣缴、预估暂缴；或借税单定型化使纳税命令宛如证书之作成；由税目多元化而隐藏实质之重复课税；透过间接税使纳税义务人在不知不觉中缴纳；直接税则借由限制财产增值及损费限额之认定，使得帐面营利所得不至减少。”因此，单凭租税法定主义的形式要求，并不足以保障纳税义务人之基本权，而须另加以宪法上之前提以审查税法自身之明确性。[5](P29-30)此外，民主制度导致支出意愿大增，从而导致“租税国危机”。在民主制度下，议员依其偏好及利益团体的压力，不断有崭新的或追加的社会福利法案或计划提出，其财源均来自于一般的纳税义务人。虽时过境迁或环境改变，但囿于既得权难以取消，逐渐成为国家的长期负担。因此，议会保留、民主参与程序及立法程序的公开透明化，并不一定能保障纳税义务人，宪法上所保障的自由权与财产权，不能单单依赖议会的审慎计算，而须对所立之法律，加以实质之限制。[5](P30)由于纳税人基本权并未在政治结构中取得一个长期或近乎永远的地位，于是纳税人的宪法保护，不得不走向历史舞台。[6](P114)
第三，税收函令行政现状易侵及纳税人基本权。对于税法而言，由于税收事务高度复杂并具有技术性，且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冀希望税法事无钜细地对所有事项予以规范，事实上不可能也根本无法做到。而作为法律解释与适用机关的司法部门，限于人力与资源，实际上无法对所有的法律规定预先作出解释，以供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时备用，另外，基于司法消极的不告不理的原则，未发生诉讼的事件，司法机关不得加以介入。因此，希冀司法机关就所有的法律事前颁布司法解释以供行政机关适用，现实上无法办到。毋宁，应先让行政机关在适用其主管业务所涉及的法律规定时，令其先提出其主观上认为适当的解释意见，如果行政相对人同意行政机关所提出的解释意见，则行政机关根据该解释所作成的行政处分，因为人民未对之异议，即产生事实上的效力。反之，如果行政机关所提出的解释意见，人民主观上认为不当，则可在个案中对行政机关根据其解释意见而作成的对其不利益的行政处分，提起行政救济程序。此时，再由司法机关来予以定夺，究竟是行政机关或人民的法律解释意见，何者为正确且适当。[7](P65-66)但是，税收实际中的函令主宰现状，极易侵及纳税人基本权，因此必须确立违宪审查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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