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不据法司法”的直觉提升法官穿透疑案的能力/叶文炳(5)
当然，坚持司法为政治服务，并不代表两者可以合为一体，法律毕竟是以自己稳定的规则的形式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鲜明的政治性与彻底的人民性相统一的司法制度，人民法院确立“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指导思想，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人类各种司法制度及其活动的共同发展规律。⑷法官讲政治、顾大局，其实就是在践行马克思主义法律哲学，在运用“三个至上”法律哲学去开展审判活动，谓之能动司法。那些反对法官角色政治化的意见或观点不仅不符合实践，在理论上也不能自圆其说，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反驳。西方法学家基于他们的利益追求和价值观念也承认，法律是调和、协调、折中这些彼此相交和冲突的利益的努力，“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司法作为统治阶级组织起来的国家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的基本方法，无不追求符合本阶级利益的和谐。我们办理案件，公正司法，就是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去化解矛盾，实现安定，促进和谐。
四、“三个至上”是法官思考实践的价值目标
随着社会的转型，矛盾纠纷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多样化的主体、多层次的社会关系以及多领域的利益冲突，趁势越来越复杂化，有的单靠技术手段或司法手段是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迫使我们法官除了掌握一定的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外，还必须熟练掌握“三个至上”的法律哲学内涵，才能有效化解有政治意义或有社会意义的社会矛盾，而且随着社会发展这种需求会日益增加。特别遇上下列三种情形案件就更需要有政治上、社会上敏锐和犀利。⑸首先，遇到没有直接可适用的法律但必须且只能由法官通过“解释法律”——其实是“偶尔立法”——来解决的新现象，例如侵权案的“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问题。⑹其次，遇到看似可适用的法律，但适用的结果直接冲撞了广大民众在历史传统中形成的公平正义底线，也需要运用政治判断才能有效解决，例如“许霆案”。⑺第三，由于社会价值日益多元，以及民众对相关信息了解有限，法院无论如何判决，都可能引发很多争议，但法院只能也必须基于社会的核心价值(即罗尔斯的“重叠共识”)做出一种显然有政治意味的选择，例如所谓的“二奶继承案”。因此需要政治判断和考量是法官维护和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的必需。
当然应用“三个至上”来政治判断和政治考量不等于直接套用和搬用执政党方针、纲领或政策，这种做法应当反对。它可能会破坏政治和法律区分，结果既不利于政治，也不利于法治。但至少在上面提及的这三种情况下，法院和法官则必须以规则治理的方式承担起无法推卸的政治责任。否则，法院的司法合法性和权威性就会受侵蚀；短期的民粹一定会转换成为媒体的舆论压力，党、政、人大等机关会对司法机关施加强大、直接的压力，而这会极大冲击司法独立的发展。“天价逃费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换言之，政治性判断不是应当不应当的问题，而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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