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不据法司法”的直觉提升法官穿透疑案的能力/叶文炳(6)
在法官处理难办案件之际，除了考虑法律之外，必须考虑系统的后果——对社会，对整个政治制度。法官当然首先必须依法，但他还必须考虑政治、社会和法律效果。如果司法结果直接与社会的基本道德和社会共识或当代中国人的公平正义观相抵触，这样的判决在社会中一定不会被视为公正的判决，并最终会变成是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例如“许霆案”。⑻有社会考量或政治判断并不必定是追求司法社会化、政治化，而恰恰是为了避免司法社会化和政治化。
五、“三个至上”是法官化解社会矛盾能力的不竭源泉
当代中国法官在担当评价纠纷本身是非标准的同时，还必须兼顾化解纠纷的内在矛盾，与西方法官相比多了个行政角色，在这种要求下，我们的法官要是仅仅持法条主义，不兼顾政治问题是很难在处理“难办案件”之际寻找到有效的方法。如何才能兼顾好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提高化解社会矛盾能力呢？笔者认为熟练掌握“三个至上”法律哲学内涵将可以为化解社会矛盾能力探出有效途径起导引作用。这是因为：
（一）“三个至上”为法官化解社会矛盾时兼顾好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提供原则标准和要求。在处理社会矛盾时兼顾好政治问题决不等于直接套用和搬用党的政策。政党方针、政策众多繁杂，作为法官要熟练掌握和运用众多法律法规已实属不易，在兼顾问题上不必被要求到能适用或套用政党方针、纲领或政策能力，这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如果法官能有一种让其能凭直觉或万无一失的本能便始终能在各个案件中兼顾好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吗？如果有就是“三个至上”，只有她的科学内涵能让我们法官有一种“不据政党方针、纲领或政策而就能兼顾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来司法，“三个至上”的几个字就能让法官一览全局，如此司法易行、易通、易取得效果，特别在一个人们极易作出严重失误判断的不完善的社会中，这更是科学之道。因此，法官司法，首先必须做到熟练掌握“三个至上”法律哲学内涵，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二）“三个至上”的三个内在关联性要求为法官化解社会矛盾时铺阶搭梯。相对于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和不断发展，法律具有原则性和滞后性。如果我们承认任何法律均存在漏洞或不足，那么法官简单地依法条办案就不可能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处理疑难案件、解决疑难问题，往往没有现成的、明确的法条可循，政治因素或者说是政治后果往往能左右司法决定，每个正确的法律解决办法都是正确的伦理解决办法或者政治解决办法。法律哲学上有个经典的例子：当遗嘱人被继承人杀害，是否允许该继承人继承遗产呢？此时就有尊重遗赠意愿和任何人不能因犯罪而获利这两个法律原则的矛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疑难案件。这时我们就应该跳出法律的规定，撇开这两个都可以用又都不好用的原则。可以换个思路，从遗嘱人的真实意愿上来考虑问题。如果遗嘱人知道继承人会杀害他，他还会愿意让继承人获得遗产吗？这样的思维方式、解决办法，就是“三个至上”法律哲学的运用，也可以说是能动司法，效果会是好的。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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