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公证诚信制度的构筑/冯兴吾(2)
1、即将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应当科学地确立强制性公证的范围。
信用需要制度作保障，为社会信用服务及成为保障体系的公证制度本身，更需要法律的保障。著名法学家、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徐国栋教授指出，我国目前民事实体法律关于公证的条文仅占0.47％，在世界各国比例最低（相对较低的阿尔及利亚民法典，其财产法涉及公证的条文占0.7％）。而在《法国民法典》中则规定了在不动产、公司事务、继承事务、家庭事务等方面必须公证的许多事项。如《法国民法典》第2127条规定：“协议抵押权，仅得在公证人两人或公证人一人和证人二人面前，以公证形式作成的证书始得设定。”有些大陆法系的国家《民法典》也有很多类似规定。
在公司事务方面，德国、奥地利、丹麦等分别在《股份有限公司法》和《有限责任公司法》等实体法中直接作了应当公证的规定；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有关公司的法律规定主要包括在《民法典》或债务法中；日本、韩国、比利时等国则主要通过《商法》或《商事法》对公司的公证事务予以规范。
关于不动产、收养、继承及其他婚姻家庭事项必须公证的规定一般见诸于民法典，代表国家有德国、法国、日本、瑞士、保加利亚等国。如《瑞士民法典》等267条规定：“收养契约，以公证书为之……。”《法国民法典》第1410条规定：“订立婚姻契约，应由当事人双方同时到场，并有公证人记录之。”
这些国家通过实体法与公证法互相呼应，共同构成与公证有关的法律体系，规范、指导公证员和当事人的公证行为和经济行为，对建立交易信用制度，保障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此分析，借鉴外国公证法或国际惯例，在我国公证立法中对公证处的职能、工作内容、公证程序、公证管理（内部管理、行业管理和行政管理）和社会责任加以确定和制约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我国公证立法也应吸收这些成功经验，把一些涉及到国家、公民个人财产权利的重大事项都规定为必须公证事项。这几年来，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出台的地方性公证法规中都规定了一些必须公证事项，在实践中各方面反映很好。《安徽省公证条例》第15条就规定了应当公证事项。
2、应当强化公证效力
亚里斯多德认为，法律不应该一成不变，“法律必须在某些境况、在某些时候加以变革”，“如果一定以守旧安常为贵，这就未免荒唐了。”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主要创始人萨维尼说：“法律如同语言一样，总是在运动和发展中。”法国、意大利等国确定的必须公证事项长期存在并发展至今，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就是其灵活性，它能够始终保持与变化的社会相一致。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就要努力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适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变化而变化，不断强化公证的效力，也就是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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