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权制度的发展、利弊与限制/姜小川(10)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美国迪克森诉合众国（Dick-son v．United States）一案，则引发了人们对沉默权的进一步关注。该案中，迪克森被指控犯有抢劫银行等罪行。辩护律师以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没有在审讯前告知迪克森有权保持沉默为由，要求法院排除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联邦地方法院支持了辩护方的请求。公诉方上诉后，联邦第四巡回法院推翻了地区法院的裁定，理由是该案的具体情况可以表明，迪克森的供述是自愿做出的，而根据国会《1968年综合犯罪法》规定，采用被告人供述的标准是自愿性原则，告知沉默权并不是必须遵守的规则。辩护方不服，又将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经调卷并听取双方的意见，9名大法官于2000年6月26日，以7比2的票数否定了联邦第四巡回区上诉法院的裁定。该案虽然在表面上维护了“米兰达规则”，但同时也使人们进一步看到，即使在美国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中，“米兰达规则”也不是人们一致接受的原则，也有相当强烈的反对意见。
2．英国对沉默权的限制。在英国，对于沉默权限制的讨论，最早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当时，面对具有现代化特征的暴力犯罪、黑社会犯罪、恐怖主义犯罪及各种智能犯罪，越来越多的英国法官对普通法中有关保障沉默权的规则感到不满，认为这一规则实际上使得被告人受到了不适当的偏袒，尤其是被许多职业犯罪加以利用，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刑事法修改委员会在1971年提出的一项报告中建议：如果被告人在警察提问时不回答警察的提问，而警察所提的问题又是被告在法庭辩护时所依据的事实，那么对当初被告的沉默，法庭可以做出对他不利的推断；如果被告在审判过程中拒绝作证，也应当对此做出对被告不利的推断。但是，这一建议提出后，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反对者认为，这一原则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违背，也是对控诉方举证责任的弱化，标志着证明责任在向被告方转移，所以这个建议没有在英国得到立即的采纳。到1982年，英国刑事法修改委员会再次建议：（1）受到警察询问的被告人，如果没有提及他在审判中为己辩护的事实，法庭可以在决定争议时，做出适当的推论，沉默应被视为不利被告证据的事实；（2）对被告人享有沉默权的告知应被废除，代之以提醒被告人——如果你不提及打算在以后的审判中用来为自己辩护的事实，这可能会对你产生不利的影响；（3）被告人不经过宣誓提供证言的权利应当废除，应当要求被告人在进行口头宣誓后提供证据；被告人可以拒绝这样做，但法官和陪审团对此可以做出适当的推论，此拒绝行为也应被视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的事实。但是由于该建议对沉默权的限制力度过大，它在以后的几年内未能得到完全的采纳。只是在1987年，英国才颁布了一部《刑事审判法》，按照该法第2条的规定，在反严重欺诈办公室的官员调查欺诈案件的过程中，接受询问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没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回答提出的问题或者说谎，这本身就构成犯罪并可被判处短期监禁刑。再之后，由于北爱尔兰共和军实施的恐怖犯罪日益加剧，暴力案件频发，英国朝野上下出现了强烈要求打击上述犯罪的呼声，而沉默权作为被告人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就首当其冲地成了人们批评的对象。鉴于此，英国政府于是决定采纳上述刑事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与1988年通过了《刑事证据法令》，对于沉默权予以限制，但这些规定仅仅适用于英国北爱尔兰地区的恐怖主义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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