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权制度的发展、利弊与限制/姜小川(11)
1993年10月，内务大臣霍华德在保守党的会议上宣称，英国政府绝对限制沉默权，这是作为惩治严重刑事犯罪的刑事司法改革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而提出的，并决定在以下的三种犯罪中限制沉默权：一是有组织犯罪，如恐怖分子实施的暴力犯罪；二是武装抢劫等职业性犯罪；三是商业欺诈等智能型严重经济犯罪。对于后者，在1987年《刑事审判法》中已经有了规定。对于前两类犯罪中的沉默权应否予以限制，赞成与反对的呼声都很大，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能否从审判前被告人保持沉默中得出其不利的结论，以及这些推论能否在陪审团面前进行评论。尽管对沉默权应予以限制尚存较大的争议，英国议会还是于1994年11月通过了《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把前述有关北爱尔兰的规定适用与不列颠本土，对沉默权规则进行了较大的改革。该法第34～37条规定了四种情形，当被告人在侦查和审判中毫无理由地保持沉默时，法官和陪审团可以据此对其做不利推定。这四种情形是：（1）被告方使用所谓的“伏兵辩护”，即在调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在警察或其他负有调查与检控职责的官员讯问时不告诉他们某一个被合理地要求应当提及的事实，而在法庭审判阶段，被告方却在法庭辩护时又将这一事实作为辩护理由；（2）如果被告人在法庭审判并经法院传唤让其辩护作证时，无正当理由不作证或不回答法庭提出的问题；（3）当嫌疑人的人身、衣服或者在其被逮捕处发现可疑的物品或痕迹，而嫌疑人未回答警察对这些物品和痕迹的询问时；（4）对于明显的嫌疑事实，如嫌疑人在案件发生时或案发相近时出现于现场，并因此而被逮捕，如果嫌疑人对当时在场的原因未能做出解释时。需要注意的是，英国法律为切实保障被告人的沉默权，曾长期禁止起诉方在法庭上就被告人的沉默态度做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评论，也不允许法官和陪审团在审判中因为被告人保持沉默而做出不利于其的推断。《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打破了这样一种既定的格局，含蓄地要求被告人针对指控就自己的某些行为做出说明。如果一味保持沉默，拒绝解释，那么则可能承担不利于自己的后果。
根据英国内政部研究与统计局的跟踪调查，英国这部《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出台后，对于英国的沉默权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97年12月公布的首期调查结果表明，在警察询问期间行使沉默权的嫌疑人（包括完全沉默和对部分问题拒绝回答两种情况），较之于该法实施以前大为减少了；而与此相反的是，受到严重犯罪指控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较之于其他的被追诉者，行使沉默权的频率反而更高。这就是说，该法的通过，一方面使一般刑事犯罪的被追诉者由于惧怕受到“不适当的推断”而减少了沉默权的行使；另一方面，对于受到严重犯罪指控的被追诉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出于对这种限制的本能排斥，却较多的行使了沉默权。因此，1998年9月，英国为了更加有效地侦破和惩罚恐怖犯罪，又通过了《刑事审判〈恐怖与密谋〉法》，对于恐怖案件中的沉默权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限制。1998年，英国通过了《人权法》，该法把《欧洲人权公约》有关规定引入英国国内法，可以由法院在判决中直接引用。这样英国对沉默权的限制将会面临着一次挑战；同时，尽管从总体上看，英国在限制沉默权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动，限制沉默权的规定并没有完全否定被告人所享有的沉默权，也绝非强迫被告人做出某一陈述或供述，而是要求他在法定的特殊情况下负有一定的解释和说明的义务；被告人即使没有或者拒绝履行这些义务，法庭或者陪审团也不能以此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唯一根据。这是限制沉默权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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