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权制度的发展、利弊与限制/姜小川(14)
（二）沉默权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固有内涵
“无罪推定”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对刑事诉讼基本人权的保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最早起源于1764年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所著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规定，“任何人在未被宣告为犯罪之前应被推定为无罪”，这是无罪推定原则在法律上的首次确认。之后，这一原则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中得到确认。一般而言，“无罪推定”原则的完整含义包括四层：（1）在诉讼地位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正式地定罪之前应处于无罪的诉讼地位；（2）在举证责任上，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这表现为在公诉案件中由公诉人，在自诉案件中由自诉人承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担任何证明自己有罪或者无罪的责任；（3）在诉讼权利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等在内的一系列广泛的诉讼权利；（4）“罪疑，有利于被告人”，“疑罪从无”，“疑罚从轻”，当案件发生疑难时，应做有利于被追诉一方的解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无罪推定”原则包含了沉默权的精神，或者说，沉默权制度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派生内容之一，或者说是“无罪推定”原则的直接体现。因此，只有在法律正式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沉默权才能有实际意义。
（三）应删除现行法律中“如实回答”的义务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意味着立法对刑事被追诉者强加了如实回答的义务。对于沉默权与我国对犯罪嫌疑人强制的“如实回答”的义务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很多学者都有过研究和讨论。主要争议点在于两者是否完全背道而驰。持非矛盾观点者认为，立法对于刑事被追诉者“如实回答”义务的规定只是一种宣言式的法律忠告，并没有具体的措施实施，即没有对被追诉者非如实回答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规定，从而缺乏实质意义。而认为二者对立的观点则认为，虽然法律没有直接对非如实回答的法律后果进行规定，但依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以及我国刑法大幅度的法定刑范围，加之我国所实施的自由心证的裁判主义，法官对于被追诉者非如实供述的情节会以“酌定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因此在实质上被追诉者违反“如实回答”的义务是要承担不利后果的。[14]
应该说，上述法律强调的是，对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而不是“应当回答”，这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似乎享有选择回答与否的权利，但其一旦行使了回答的权利，接踵而来的便是负有“如实”回答的义务。不管我国法律对“如实回答”的义务是否规定了惩罚措施，但“如实回答”的义务要求，不仅容易误导侦查人员强求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而且事实上也为讯问权的滥用提供了充实的法律依据。一方面口供的作用。首先在于通过口供引导侦查机关发现新的证据线索，进而发现新的事实；其次，通过口供司法机关可以印证其他证据，从而确认案件事实。口供的这种特殊作用，导致了实践中对口供的过于倚重，而“如实回答”的法律规定，则无异于为司法人员提取口供提供了法律依据。立法与实践的相互作用，加大了司法人员对口供的依赖。另一方面，虽然我国法律禁止刑讯逼供，但是实践中，口供的特殊作用和价值，又使司法人员不惜铤而走险，通过刑讯的捷径来获取证据，导致被告人的人权遭到摧残，冤错案件接二连三。从一定意义上说，“如实回答”义务的强加反而成了警方进行刑讯逼供的手段。笔者并不主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应该“如实回答”司法人员的讯问，只是认为，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如实回答”应当是基于自愿基础之上，而非强迫性的，而我国对于“如实回答”的自愿性缺乏有效的保障机制和法律措施，因此，若我国对这种“如实回答”不能建立在公平，自愿基础上，没有如同他国确立相应的法律配套措施，则应基于人权的保障，去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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