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权制度的发展、利弊与限制/姜小川(15)
（四）对于沉默权与禁止刑讯逼供的权衡
如果规定了沉默权，就意味着控方证明犯罪的难度加大，而在我国现行条件下，即使控方投入更大的资源，花费更大的气力来证明犯罪，但受整个社会各个方面因素的制约，其最终的产出相对于现在没有沉默权的情况而言，肯定要差得多。仅就现阶段我国司法实践的情况看，在许多地方辩护权尚得不到接受，再要求容忍沉默权，谈何容易。沉默权既是个证据规则，又是个诉讼程序，更是个宪政制度。因此，贸然地规定沉默权，并非简单地引发犯罪率上升，社会治安不稳定的问题。笔者以为，相对于沉默权而言，现今刑事诉讼中更为现实和更为严重的问题恐怕是那些违反人道甚至人性却与沉默权密切相关的刑讯逼供问题。沉默权制度固然好，理论上也是可行的，但其在一国的实施需要具备一定的氛围和条件。与其不顾客观条件而一味地舍近求远去追求所谓的“沉默权”的理想，不如舍远求近来解决现实那些更严重、更具价值的刑讯逼供及其与其相关的问题。这些涉及与刑讯逼供相关的制度和机制问题至少应该包括：讯问犯罪嫌疑人辩护人在场的制度，保证讯问全程录像和录音的制度，刑讯证据的排除规则，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等。通过对刑讯逼供问题的解决，为沉默权的实施奠定基础，创造条件。从个意义上讲，笔者以为，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应该缓行。
注释:
[1]孙长永．沉默权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Mark Berger．Taking the Fifth，D，C，Heath and Company，1980，17．
[3]Levy，supra note 5，at276．
[4]Levy，supra note 5，at285．
[5]Gregory W，O`Reilly：England Limits The Right To Silence And Moves Towards An Inquisitorial System of Justice，Th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And Criminology，Vol，85，No，2，1994，418．
[6]刘卫政，司徒颖怡．疏漏的天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7][美]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M]．何家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
[8]Riderick Munday：《Inferences from Silence and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Crim．L．R（1996），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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