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行政行为的内涵 ——基于比较法视角的初步展开/蒋红珍(10)
[23] 这三种情形，学界关注的角度有所区别。第一种情形往往涉及法外政策目标的正当性问题；第二种情形涉及空白授权或者宽泛授权问题；第三种情形则一般涉及授权范围内的裁量权运作问题。
[25] 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 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26] 有关日本行政法发展史，也可参见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57、63、77页。
[27] Hiroya Endo, Administrative Law Theory during Thirty Years After the War: A Reappraisal, 14 L. Japan 82, 84-89（Lawrence Repeta trans. 1981）.
[28] Takehisa Nakagawa, Administrative Informality in Japan: Governmental Activities Outside Statutory Authorization，52 Admin. L. Rev. 175（2000）.
[29] F. Ossenbühl, Informelles Hoheitshandeln im Gesundheits-und Umweltschutz, Umwelt-und Technikrecht, 1987, S. 27 ff.
[30] 陈春生：《行政法学上之非正式行政行为与行政指导》，载陈春生：《行政法之学理与体系》，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242-245页。
[31] [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 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98页。
[32] 这导致一个有趣的概念现象，有别于美国和日本，德国法上对非正式行政活动的狭义界定，使行政行为的“正式”与“非正式”不共享同一个界定标准。
[33] 还有些学者认可“根据总的或者相互联系的利益状态开始的具有合作和交换因素的协商过程”，与非正式行政活动概念联系紧密。[德]汉斯•J．沃尔夫等：《行政法》，高家伟 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88页。
[34] 法效意思与行政行为的关系，见余军：《行政法律行为理论的梳理与界别》，载《求索》2004年第9期。
[35] 这就是为什么沃尔夫教授等学者指出，虽然有时非正式行政活动也需要遵守特定的形式，但是这个“形式”（实体和程序上拘泥于特定形式要求），并不是认定非正式行政活动的区分标准。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等：《行政法》，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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