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立法之反思与前瞻 ——为纪念中国保险法制百年而作/樊启荣(12)
最后，中国保险合同法制的统一，应当是“实质统一”而非“形式统一”。海上保险合同法脱离海商法典后又应当纳入何处？从比较法的角度观察，可资参考的立法例有二：一为法国立法例。在法国，早在１６８１年颁行的《海商法》中就包含了海上保险法的规定；１８０７年又将《海商法》归入《法国商法典》；１９６７年７月３日颁行的第６７—５２２号法律以及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９日颁行的第６８—６４号法令取代了原《海商法》中关于海上保险法的规则，使海上保险法脱离了《海商法》乃至《法国商法典》；１９７６年法国汇编并颁行《保险法典》时将１９６７年颁行的法律和１９６８年颁行的法令纳入其中，完成了保险法典法制的统一。[41]其二为韩国立法例。《韩国商法典》制定于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０日，虽然在此之前的１９１２—１９４５年期间，由于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时代，韩国直接依用《日本商法典》，因此被韩国学者称其为“依用商法”。[42]１９６２年颁行的《韩国商法典》在整体框架上与《日本商法典》基本保持一致，但并非完全照搬，而是根据韩国的实际进行了很大的调整。[43]其中，就海上保险合同的规定部分而言并未仿照《日本商法典》将其置于海商法的编章之中，而是置于第四编之第二章“损害保险”之中，[44]其第五编“海商法”中并无海上保险合同的规定。就上述两种立法例比较而言，法国立法例虽然使海上保险合同法脱离了“海商法”的框架，并入统一的《保险法典》之中，但这种统一仅为形式上的统一而已，并未厘清一般损失保险与海上保险的“种属”关系。也就是说，海上保险虽为其他保险种类之源泉，但本质上仍然属于财产损失保险，即运送保险之一种。[45]反观韩国之立法例，不仅使海上保险合同法脱离了“海商法”的框架，而且将其作为“损失保险”之一种，置于“损失保险”章节之中；如此一来，不仅完成了保险合同法制的形式上的统一，而且还达成了实质上的统一，与法国立法例相比显得更为科学、严谨。
六、结论和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笔者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修订和完善，在指导思想上应突破现有法律框架之约束，进行大修小改；若仍然坚持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增、删、改，其结果只能是事倍而功半，浪费修法资源而已。在立法体例的选择上，应放弃现行的“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之“合并立法”模式，分别制定“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回归大陆法系之传统。在立法规范上，应将保险合同法的修订和完善放在首位，以满足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和司法实践之需求。在保险合同法的体系架构上，应放弃“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之传统“二分法”，代之以“损失填补保险”与“定额给付保险”之现代“二分法”。在保险合同所保险之对象上，在维持现有“三分法”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应确立“被保险人为保险合同之保障对象”的观念，提升被保险人的地位，回归被保险人的权利。在海上保险合同法与陆上保险合同法之关系的处理上，突破将海上保险合同法置于《海商法》中的陈规，将其置于《保险法》“损失补偿保险”的章节之下，实现保险合同法从形式到实质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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