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所适度开放/高一飞(7)
监所开放引入社会权力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媒体监督等刑事诉讼程序之外的监督方式，丰富了我国法律监督之外的其他监督形式。社会权力是相对于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而言的一种权力，它既具有国家权力的一些特征，也具有公民权利的一些属性，在地位上可以看做是独立于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第三种权力。为了更好地约束国家权力机关的独断权力，切实保护罪犯的合法权益，我们应该主动引入其他的社会权力来介入监管关系之中，以期能最大限度地缩小和平衡监管权力与罪犯权利的地位差别，为其他权力制约和监督国家监管权力的行使提供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在监所中，监管机关是唯一的权力主体，被监管人员是被管理的对象，这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地位失衡不利于被监管人员权利保护，因为侵害被监管人员权力的主体极有可能是监所，在侵害主体是监所的情况下，被监管人员诉诸监所予以救济是相当困难的事情。监所开放制度尤其是巡视制度就在于引入更加独立的社会力量，由社会上的人权组织或其他社会人士组成自治性的社会组织对监所进行巡视，有效制约监管权力，保障被监管人员权利。同时，监所开放很好的吸收我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多种力量，将体制内监督与体制外监督相结合，实现了人大权力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社会监督与专门法律监督的有机结合。
二、我国监所开放的现状
（一）我国监所开放取得的成绩
国家公权力的运作都有其封闭性的一面，这种封闭性在监管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未决羁押是为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尤其是侦查活动的保密性决定了羁押的封闭性，而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则更要求将罪犯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罪犯施行人身自由的剥夺或限制，其形式特点就是对被监管人员的武力保障和武装警戒，监所的执法一般都是在高墙大院内进行的，到处都有“禁区” 和 “警戒线“，外界一般人员难以涉足。因此，长期以来，我国的监狱和看守所都不同程度地与“神秘”、“僵化”“落后”联系起来，监管场所对外界一直处于封闭和隔离状态。正是由于监管场所的封闭型设计，给监所提供了行动选择的结构空间，使得监所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力，进而保障自己的组织利益。
但是，近年来国家越来越认识到监所开放的重要性，虽然我国还没有在法律层面上规定监所开放制度，但国家决心推进监所开放却是不争的事实。司法部1999年下发的《关于监狱系统在执行刑罚过程中实行“两公开、一监督”的规定（试行）》在关于狱务公开的主要方式和监督途径中规定：“监狱管理机关和监狱在党政机关、社会团体、知名人士、律师等法律工作者、新闻媒体等中聘请执法监督员，请他们检查和监督监狱执法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该规定将监狱的开放作为狱务公开的一项方式，要求监狱管理机关主动聘请由社会人员组成的执法监督员深入监狱检查、监督监狱执法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在“被羁押者权利”部分提出：完善监管执法公开制度，将被羁押者权利以及监所有关执法标准、程序向被羁押者、家属及社会公开，通过举报箱、举报电话、监所领导接待日、聘请执法监督员等方式，对监所执法活动进行有效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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