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调解”的运作模式与适用边界./艾佳慧(11)
不仅如此，如果地方政府在追求GDP和自身利益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缺少法律和司法对地方政府及其代理人的有效制约，即使党政驱动的“大调解”能够在某起群体性纠纷出现之后利用当地党政的威信和权力（当然还有“维稳”基金）加以有效协调和解决，但“按下葫芦起了瓢”，还会有更多的类似纠纷此起彼伏地出现。意在“维稳”的“大调解”因此很难真正地长效“维稳”。
如何走出这种困境？根据纠纷解决的基本原理，不同于在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由各级党政牵头，集合诸多调解资源构建的“大调解”模式，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完善甚至重建在实践中已然“失灵”的行政诉讼机制。只有构建了一个中立第三方的法律平台，民众才能以维权的方式与各种政府行为一决高下。在长期和整体的层面上，这是一种能够事前制约行政权力、事后防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有效机制。
注释:
[1]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平安建设的意见》，要求各地“进一步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工作制度和工作网络，强化社会联动调处，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把各类矛盾纠纷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参见http：//mil.news.sina.com.cn/2005-12-05/0621335516.html，2010-12-20。
[2][17]参见章武生：《论我国大调解机制的构建——兼析大调解与ADR的关系》，《法商研究》2007年第6期。
[3]参见左卫明：《探寻纠纷解决的新模式——以四川“大调解”模式为关注点》，《法律适用》2010年第2、3期；苏力：《关于能动司法和大调解》，《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关于“大调解”实效的经验研究，参见潘伊川、洪磊：《“大调解”行动与“大调解”机制——以成都市大邑县为观察样本》，《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4]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指出，调解能够避免当事人的讼累，节省司法资源，是诉讼效益最大和社会效果最佳的解决方式……人民法院要坚持在党委领导和政府支持下推动机制建设，坚持以“三位一体”为重点推动调解机制建设，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大调解格局。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人民法院调解工作的历史新定位——全国法院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综述》，《人民司法.应用》2009年第17期。
[5]参见强世功：《导言》，载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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