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调解”的运作模式与适用边界./艾佳慧(13)
[16]据学者潘伊川和洪磊的研究，如何整合和协调有不同利益、不同上级的十几家单位共同投身于“维稳”事业，就是一个大问题。参见潘伊川、洪磊：《“大调解”行动与“大调解”机制——以成都市大邑县为观察样本》，《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18]以仅有5位法官和3位书记员的T法庭为例，为了便于能动司法，在人力资源方面，除了立案庭的法官，包括H庭长在内的其他法官送法下乡已经成为常态；在物质装备方面，不仅为每个法官配备了便于远程立案和电子化办公的电脑，还有3辆小汽车。
[19]对法律治理化的深入研究，参见赵晓力：《通过法律的治理：中国基层法院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法学院，1999年6月；强世功：《惩罚与治理：中国刑事惩罚的法社会学分析（1976-1978）》，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20][21]参见苏力：《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22]参见[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160页。
[23]法院虽然名义上是中立第三方，但在此种“大调解”机制中，充其量只是一个协调跑腿的“信息传递员”以及法律知识和协调方案的提供者，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独立司法。
[24]在此领域有大量的经典文献，如埃里克森对夏斯塔县居民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社会学研究，马考利对企业间关系性契约的研究，格瑞夫对马格里布商人商业规范的研究以及米尔格雷姆、诺斯和温加斯特对中世纪商人法的研究等。See Ellickson，Robert C. Order WithoutLaw：How Neighborhoods Settle Disput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Macauley，Stewart，“Non-Contractual Re-lations in Business：A Preliminary Stud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1963），pp.55-69；Greif，Avner，“Reputation and Coalitionsin Medieval Trade：Evidence on the Maghribi Traders”，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 （December 1989），pp.857-882；Migrom，PaulR.，Douglass C. North，and Barry R. Weingast，“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the Revival of Trade：The Law Merchant，Private Judges，and the Champagne Fairs”，Economics and Politics 2 （1990），p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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