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委托调解的功能/刘加良(11)
在其他变量恒定的情况下，公民参与法律发展的充分程度与民众对法律的认可程度之间存在正比例关系。委托调解作为民事诉讼调解社会化的具体物是公民充分参与法律发展的重要机制。实行轮换制的委托调解人对行使民事诉讼调解权力抱有的新鲜感及其在民事诉讼调解程序化的氛围中加固的使命感会让委托调解人更加兴趣十足、更加全面的关注案件的整体情况并更加自觉的将法律规则与民间规则予以结合来寻求纠纷解决的合理方案，民间规则藉此会以国家认可的方式成为法律规则的扩充力量或修改力量。有学者指出：“近、现代社会中，通过调解发展法律的基点必须求诸于合意。”[46]参加调解的主体达到一定的数量是调解的合意上升为一般法律规则的必要条件，因为“参加调解的共同体的范围越广，调解合意的内容就越有可能通过型式化和波及效果，部分的重构法秩序”[47]。委托调解人主持民事诉讼调解对参加调解之主体的数量增加具有实质意义，他们来源广泛、影响力大，民事诉讼调解中达成的合意经由他们的传达容易更为普遍的为民众所认知并衍生法律规则自下而上产生的初始土壤。与职业法官整体上与民众之间存在不少的隔膜不同，来自民众的委托调解人与民众之间可以说是“紧密无间”，信息触角敏感，更容易洞悉有关民众适应法律之状况的信息和有关法律能否进入社会生活以及进入程度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调整法律实施之策略和确定法律改进之方向与对象的考量因素。委托调解是国家将民事诉讼调解的权力最大限度的让渡给社会的制度安排，其所内含的“用之不疑，疑之不用”的自制为社会力量行使民事诉讼调解权力提供了最为宽松的环境和最为广阔的用武之地，有利于最大限度的提高社会在纠纷解决方面的自治能力，社会力量通过这种自治能力的提高会在法律创制的过程中一改花瓶式的摆设作用，提出具有针对性和专业性的意见，富有成效的增加立法的民主性与科学性。
注释:
* 山东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本文系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民事诉讼调解社会化研究”（项目批准号：2010GN021）的阶段性成果。
[1] 傅郁林：《民事司法制度的功能与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部分页1。
[2] 1983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载明：1982年全国一审民事收案77万多件，比1981年上升了17%，比1978年上升了1.7倍。
[3] “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09年）”，《人民法院报》2010年7月14日，第5版。
总共14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