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委托调解的功能/刘加良(13)
[19] 司法考试通过率自2002年以来一直以不小的比例攀升，已经由2002年的6.7%上升到2008年的25%。但由于西部地区的教育落后、培训经费紧张、少数民族语言的复习资料匮乏等原因，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和实行弥补型降分的政策激励对提高西部地区的司法考试通过率没能产生明显的作用。
[20] 郭士辉、刘亚玲：“探索完善涉诉纠纷法院内委托调解的新模式”，《人民法院报》2009年5月5日，第5版。
[21] 刘岚，同注13
[22] 刘岚：“健全诉讼非诉衔接机制 鼓励各方参与纠纷解决”，《人民法院报》2009年8月10日，第4版。
[23] 刘岚：“委托调解看松江”，《人民法院报》2008年7月14日，第4版。
[24] 王银胜：“上海政法筑牢和谐稳定第一道防线”，《人民法院报》2010年1月22日，第4版。
[25] 李劼、卫建萍、郑天衣：“松江法院：办好实事项目 回应百姓需求”，《人民法院报》2010年3月3日，第4版。
[26] 余建华、孟焕良：“盈盈爱民情 拳拳惠民心——浙江法院民本司法纪实”，《人民法院报》2010年1月26日，第2版。
[27] 李莉、余建华、张旭良：“内外兼修应对诉讼‘井喷’”》，《人民法院报》2010年6月3日，第5版。
[28] 卢宗光、何晓慧：“为铸公信誉海西”，《人民法院报》2010年1月20日，第2版。
[29] 李浩：“委托调解若干问题研究——对四个基层人民法院委托调解的初步考察”，《法商研究》2008年第1期，页134。
[30] （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页1-2。
[31] 毕玉谦主编：《司法公信力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页4。
[32] 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表明，1989年全国法院违法违纪人数占2.9‰；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表明，1994年全国法院违法违纪人数占3.9‰；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表明，1998-2002年，全国法院违法违纪人数已从1998年的6.7‰下降到2002年的2‰。
[33] [英]培根：《培根论人生》，王义国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页216。
[34] 如某中级法院腐败窝案曝光后，出租车司机拒载该院职业法官，职业法官的家属以其家属在该院工作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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