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委托调解的功能/刘加良(7)
图1:1985-2008全国法院工作人员违法违纪情况图
说明：（1）图中2003年和2007年的数据只是全国法院查处的法官违法违纪人数，2003年的数据来源于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而不是来源于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图中数据来自历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拥有机会全面的去获取案件的有关信息是社会公众对司法作出公允之评价的前提。在委托调解中，委托调解人以权力行使者的身份接触案件信息、了解当事人的诉求、体验纠纷解决的过程，在信息获取方面赢得了无与伦比的机会。真实的权力体验揭开了司法神秘的面纱，委托调解人理解职业法官的行动逻辑出现了可能，委托调解人以倒拿望远镜的方式放大观察司法腐败的举动次数之减少的必然性接踵而至。作为社会精英群体，委托调解人基于全面信息而对司法产生的认同对于全面克服司法公信危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影响力去左右社会评价的走势。尽管委托调解人在社会公众中的人数比例很小，但其获取的信息会成为其与其他社会公众分享的对象，有关司法之信息经过委托调解人的有效媒介为更多的社会公众所掌握，这为社会公众不盲从外在意见而自主的对司法形成评价提供了最根本的依据。司法公信的构建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持之以恒的增进以满足社会公众变动不居的信任需求，司法公信能够随时验证是社会公众一如既往信任司法的基本条件，不能反复验证的司法公信无法逃避崩溃或解体的归宿。常态化的委托调解为反复验证司法公信开辟了畅通的渠道，也为经由司法公信树立司法权威提供了持续动力。通过委托调解，经受住验证的司法公信将坚如磐石，没有经受住验证的司法公信将压力倍增并须以社会公众的期待为指向进行相应的增进。司法公信力是法院和职业法官的生命之所在，所以即便委托调解通过验证司法公信给法院带来的压力难以承受，法院亦应想方设法的应对，而不应记恨在心、以怨报德的采取行动使委托调解在以后走向式微，除非法院想破罐子破摔般的深陷信任危机而不思自拔。
三、表征性功能：扩大司法民主
“由全体人民（而不是他们选出的代表）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这是民主最原始、最简单的含义。”[35]代议制民主出现后，民主的本原含义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主有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之分，选举民主成为间接民主的最重要内容。20世纪晚期，协商民主作为选举民主的补充物在西方国家兴起并开始影响中国。按照俞可平的解释，协商民主是指，“当一个官员被选举出来后，一定要制定一些制度来制约他的权力，让他在决策的过程中能够更多地听取人民群众、利益相关者或有关专家的意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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