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委托调解的功能/刘加良(9)
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确立标志着强调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合作治理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已经成为我国的理想。公民的积极参与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公民间接参与社会治理是以民间组织为中介的。所谓“民间组织”，指的是有着共同利益追求的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团。[40]傅华伶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人民调解制度》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者可能不那么相信法治，但他们更不信任传统的价值和‘民间政府’。审判庭可能不是党解决社会纠纷的理想场所，但与非官方的社会组织相比，法律机制更有益于党的直接领导。”[41]民事诉讼调解的复兴和法院注重把社会力量引入民事诉讼调解展示出权力者已将传统的价值和“民间政府”纳入信任的范围并给予厚望，傅华伶的结论已经没有能力解释中国当下的民事诉讼调解实践。委托调解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除基层行政组织之外的可以充任委托调解人的组织都处于民间组织的外延之中。委托调解人的二元性彰显的正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之形式的双重性。以下两方面的因素使委托调解成为公民在现有诉讼制度中参与社会治理的最有效方式：（1）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不能实行人民陪审，委托调解则没有这样的案件范围限制，委托调解的适用范围大于人民陪审的适用范围。（2）处于权力共享配置模式下的人民陪审员作为权力行使者发挥作用的自主性因配合职业法官之义务的存在或职业法官压制的可能存在而更小，处于权力分享配置模式下的委托调解人作为权力行使者发挥作用的自主性则因没有职业法官的存在而更强。民间调解的软化导致国家权力的触角延伸并盘踞在基层的努力遇到障碍，法院没有足够的力量指导民间调解，这两方面是法院通过委托调解将自己行使的部分权力让渡给公民社会并促使提供法律产品的部分职能由国家转移给公民社会的直接原因所在。委托调解将民间调解吸纳进入一个制度化的组织网络当中并处于民事诉讼调解的笼罩之下，国家动员的强大力量可以确保被整合到权力治理结构中的民间调解走向振兴。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社会缘于国家的有力支持与刻意呵护而变得强大，强大起来的公民社会逐步会拥有独立发展的力量，这种独立发展的力量累积到一定阶段便能抵御住国家的不当压制，也就是说，从委托调解那里获益的法院之过河拆桥式的意图到时将很难实现。当然，委托调解存在着公民社会国家控制化和民事诉讼调解挤压民间调解之生存空间的风险，但委托调解作为国家与公民社会合作解决纠纷之最佳选项的地位以及国家与公民社会通过委托调解所发生的双向渗透确保这种风险不会转化为大面积的现实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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