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转机”是我国村民自治建设的新曙光/王占阳(4)
这正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官员。有什么样的村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村干部。但当人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觉醒后，一切都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近几年来，村民们越来越意识到村干部们正在对村里的土地玩“监守自盗”的把戏，越来越感觉必须起来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直到今年，村民们才从外出打工返乡的乡亲口中、从网络上有关民主选举的报道中了解到，原来宪法和法律已经确认了自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进而，他们又在较为先进的大环境中，继续学习和加深了对于民主的理解。
由此，“查清村委换届选举情况”就成为了村民们的一项主要诉求。
由此，在集会游行中就出现了“还我人权”、“ 反对独裁”、“开放选举” 等横幅。
由此，就出现了富有理性和政治智慧的井然有序的维权抗争。只是在被激怒的情况下才出现了一些可以理解的不理性行为。
由此，才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民主选举产生了“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从而真正开始实现了乌坎村的“村民当家做主”。
由此，整个乌坎事件才得到了一个赖以获得具有全国普遍意义的合理解决的基本前提条件。
这就表明，至少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较高水平的基层民主的发展正是较先进地区首先出现的新事物。
虽然现在在较后进地区也都有程度不同的村民自治，但其经济社会根基显然不如乌坎村所在的广东地区深厚，它所达到的水平也都不如乌坎村。
乌坎村的这种民主发展更多地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必然导致基层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历史趋势，而广东省委、省政府对于乌坎事件的合理解决也顺应了这种历史大潮，合乎了人心所向，实现了重大突破。由此，这种先进地区的官民结合的新变革也就不能不成为了我国村民自治建设和整个基层民主建设的新曙光。
三、“乌坎转机”在我国宪政民主建设中的主要意义概括地说，这种意义至少有三条
一是它再次启示我们，正如小岗村实行的承包制是当时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环节一样，乌坎村实行的“村民当家做主”的基层民主也是解决现阶段农村问题的关键环节。
诚然，面对群体性事件，不再以“对手思维”去解决，而是以“认真解决好群众利益问题”的诚恳态度去解决，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确实是非常之好，非常令人欣慰，而且也有全国性的重要示范意义。但是，既然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导致矛盾积累和激化的主要根源，那就更应从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着手解决问题。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体性事件，而不是总是不得不去充当疲于奔命的救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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