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并行给付的困境与出路/周江洪(4)
替代及选择模式的优点在于效率。但是，一个具有高效制度和高效法律体系的社会不一定是公正的，为了实现更高的规范目标也可能必须接受效率的损失。在每个社会中，都有一些公认的规范，即使与效率目标不一致，也要执行。[21]同样地，在并行给付处理模式的选择上，效率与否并不是决定模式选择的先决条件，社会保险给付与侵权赔偿各自的价值目标和功能才是决定模式选择的关键所在。更何况，两者给付项目类别并不完全等同，替代或选择模式难以发挥不同给付项目本身的价值。
兼得模式的优点在于对受害人的保护，符合侵权法救济被侵权人的目标功能，也符合社会保险法内含的“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的政策目标。[22]但是，姑且不论工伤保险是否内含了“责任险”的因素，[23]这一模式并不符合衡平原则。作为社会共同体的成员，在遭受人身侵害时，在法律上应受到同样的救济。若因为其在职职工身份而获得了双份救济，有违衡平理念。而且，若坚持兼得模式，令被侵权人获得双份补偿，社会保险基金也当然不得再通过代位求偿等方式向侵权人追偿其支出的费用，否则会给侵权人带来双重负担——既要向社会保险基金偿付费用，又要向被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明显有违一般法理。但若社会保险基金不享有追偿权，社会保险基金的财源保障将面临极大的挑战，要么使得保险费率不当增加，要么使得政府财政支出急剧增加，进而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相反，若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费后，仍然难以从该制度中获取一定的利益，难免影响工伤保险制度的吸引力。[24]
补充模式力图实现不同的制度目的，兼顾被侵权人、侵权人及社会保险机构的利益。支持者不在少数。但也有学者批评该模式纠纷处理机制复杂，是一种低效率的模式；当事人负担沉重，且雇主在缴纳工伤保险费之后还要承担事先无法预期的赔偿责任，使得企业的经营状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25]或者认为补充模式司法成本较高，且因不符合损益相抵规则的构成要件，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26]但如前所述，效率并不是决定模式选择的关键，可以通过改革其他配套制度加以改善。英格兰和威尔士就通过课以补偿义务人调查受害人获益情况的义务来提高制度运行效率。[27]雇主承担不可预测风险的批评，也不具有合理性。雇主对风险具有一定的预测和控制能力。因为若雇主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通常亦不会发生工伤，不至于承担赔偿责任。而关于该模式缺乏理论基础的批评也不尽合理。因为即使与损益相抵规则的要件有所出入，并不妨碍通过扩张损益相抵规则的适用范围来解决这一难题。[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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