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并行给付的困境与出路/周江洪(8)
不仅如此，依赔付项目不同分别判断也符合现行法规定的法理，与损害赔偿案件的审判过程也完全一致。《侵权责任法》通过列举赔偿项目的方式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社会保险法》就医疗费问题单独作出规定却未规定其他给付项目，以及《社会保险法》第49条第2款关于丧葬补助金的规定，也都表明了就不同赔付项目采纳不同模式的可能性。实践中被侵权人、侵权人及法院也多是就具体的赔付项目逐一主张、举证、反驳和认定。因此，在处理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给付的关系时，逐一分析具体的赔付项目，尤显必要。
其次，社会保险给付原则上不限制侵权赔偿请求权，侵权赔偿原则上也不限制社会保险给付请求权。
就用人单位侵权的情形，中国相关学说及审判实践认为此时应以工伤保险给付替代侵权赔偿。[44]比较法上也多认为此时可视为用人单位“购买”了“责任险”而免责；或认为该制度有助于保持劳资之间的“和平共处”，应免除用人单位的侵权责任。但该理解日益受到批评，甚至有国家开始尝试放弃这一制度。[45]第一，工伤保险给付项目与侵权赔偿项目并不相同，不能简单替代。诸如精神损害赔偿等工伤保险给付项目中尚未包含的项目，不可能也不应被替代。第二，两者的赔付标准并不相同，倘若工伤保险给付的数额少于被侵权人实际所受损害，此时若令被侵权人自己承担损失、禁止被侵权人向作为侵权人的用人单位求偿，并不符合损害填补的分配正义。第三，若以被侵权人不得不承担部分损失来换取劳资双方的“和平共处”，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46]因此，为完全弥补被侵权人损失，《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1、12条不应被理解为“替代模式”，而应被理解为只是规定了救济程序上的工伤保险前置性。
同样地，第三人侵权的情形，社会保险给付也不限制侵权赔偿请求权；侵权赔偿也不限制社会保险给付请求权。在欧洲比较法上，被侵权人获得社会保险给付后，通常无权向侵权人要求完全赔偿。但这一机制并没有排除或限制被侵权人享有的双重请求权，只是通过被侵权人、侵权人及社会保险机构之间的求偿机制来避免被侵权人的双重得利或侵权人的不当免责。[47]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用人单位侵权与第三人侵权的不同设计，在填补被侵权人损害方面并不应该有太大差别。区分两者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险机构与侵权人之间的求偿关系和不同的救济程序上。因此，本文设计的具体解决方案，并不刻意区分用人单位侵权和第三人侵权，而只分析第三人侵权的情形。但须说明的是，在工伤保险领域，用人单位侵权与第三人侵权存在着不同的政策考量，用人单位侵权情形原则上应否定社会保险机构的求偿权。
总共18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