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反垄断法“协同行为”认定标准的创新及借鉴/刘继峰(11)
[12][13]参见孔祥俊：《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73页，第375页。
[14]该联络涉及参与人之间有意识的沟通，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15][16]参见[日]根岸哲、舟田正之：《日本禁止垄断法》，王为农、陈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页。
[17]参见游钰：《卡特尔规制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
[18]“如果只有单一行为迹象，则应该就所汇集的行为资料，分析其发生次数、持续时间、行为集中度和一致性等作出综合判断”。何之迈：《公平交易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19]See American Tobacco Co. v. United States，328 U. S. 781（1946）.
[20]美国四家用玉米生产甜味剂的企业，被指控在1988年至1995年期间进行勾结实施固定价格。在本案审理中，波斯纳法官强调的经济证据包括市场的高度集中、产品的标准化、缺乏替代性投资、产能过剩等，而依这些证据应该形成的价格趋向背离了市场的正常价格状况，进而推定这四家企业间存在价格密谋。参见经济合作组织秘书处：《缺乏直接证据情况下的卡特尔协议的审理》，http：//WWW.fas.gov.ru/fas-news/fas-news_24080.html，2011-04-11。
[21]参见万鄂湘、张军主编：《最新商事法律文件解读》，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85-86页。
[22]因为与限制数量、地域等内容相比较，价格更容易通过商品外在地表现出来，利于引导有关商家协作，故限制价格更容易形成协同和维持协同行为。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案例也显示，价格协同行为是协同行为的主要形式。参见[美]基斯·N.希尔顿：《反垄断法经济学原理和普通法演进》，赵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8-60页；[德]哈尔德斯等：《市场经济与经济理论：针对现实问题的经济学》，刘军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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