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捐赠与董事的责任 ——美国法与日本法的启示/刘小勇(14)
[25]Einer Elhauge，Sacrificing Corporate Profit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26]如一家木材公司捐助支持堕胎或反对堕胎组织就不具合理性。因为从这家公司运作的经验来看，无法解释其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捐助。同上，第847页。
[27]Eisenberg，Corporate Conduct that does not Maximize Shareholder Gain：Legal Conduct，the Penumbra Effect，Reciprocity，the Prisoners Dilemma，Sheep’s Clothing，Social Conduct，and Disclosure.
[28]参见[日]江头宪治朗：《株式会社法》，有斐阁2006年版，第20页；[日]弥永真生：《会社法》，有斐阁2006年版，第13页；[日]龙田节：《会社法大要》，有斐阁2007年版，第50页。
[29]与美国法不同，对于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之间的关系，日本判例采纳了学说上多数说（同质说）的见解，并不具体区分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参见[日]最判民集24？6号（大法廷判決），第625页。
[30][日]最判民集24？6号（大法廷判決），第625页。
[31]参见[日]近藤光男：《会社の寄付と取缔役の善管注意义务（下）》，载《商事法务》第1663号。
[32]该叙述为日本版的经营判断原则的内容。由此可见，日本法的经营判断原则与美国法不干涉董事决策的经营判断原则不同，其只是给予董事广泛的裁量权，法院仍对经营判断的内容进行实质性的审查。
[33][日]《金融·商事判例》第1145号，第36页。
[34]参见[日]近藤光男：《会社の寄付と取缔役の善管注意义务（下）》。
[35]资料来源于日本最高裁判所网站：http：//www. courts. go. jp，访问时间：2009年12月21日。
[36]参见[日]近藤光男：《会社の寄付と取缔役の善管注意义务（下）》；江头教授也持同样的见解，参见[日]江头宪治朗：《株式会社法》，第20页。
[37]参见[日]龙田节：《会社法大要》，第50页；[日]江头宪治朗：《株式会社法》，第22页。
[38]参见[日]铃木竹雄：《八幡制铁政治献金事件高裁判決について》，载《商法研究Ⅲ》，有斐阁1971年版，第315页。
总共15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