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捐赠与董事的责任 ——美国法与日本法的启示/刘小勇(8)
本事件中的政治献金不仅处于政治资金规正法规定的限度内，且即使考虑甲公司的基金总额、资产状况以及收益状况，也在合理的范围内，而且管理者并不是从董事个人或者特定的、一部分社员的思想、信念以及主义、主张出发，而是考虑全体社员的利益，在认为本次政治献金可安定本公司的经营基础、符合全体社员的利益的基础上，才进行政治献金的。且管理者在决定进行政治献金之际，并不符合以上违反善管注意义务的过错条件，故关于实施本次政治献金，管理者的判断未超出被认可的裁量的范围。〔33〕
本判决维持了上述最高院可在合理范围内向政党进行捐赠的立场。可是，该判决将该类型的捐赠等同于通常的业务行为，认为其为事业活动的一环，符合社员整体的利益，并引入最近判例中所出现的经营判断原则的思想，承认董事具有广泛的裁量权，这一点上述最高院判决并未言及。〔34〕
3.合理性标准的回归（2003年）
甲公司从1996年至2000年每年都向隶属于某政党的政治资金团体捐助政治资金，可其在1997年度和2000年度均出现亏损。该公司股东X以政治献金为公司目的范围外的行为、董事违反了善管注意义务等为由，提起了股东代表诉讼，以追究代表董事Y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关于Y等人是否违反了董事的善管注意义务，福井地方法院如是判断：关于公司可否进行政治献金，一般应综合考虑其必要性、有用性、与章程所定目的的关联性、公司的规模及经济状况、捐助的规模及内容等各种因素进行政策上的判断，故董事具有一定程度的裁量权。在这一点上，该裁量与通常业务执行上的判断类似。不过，由于政治献金不伴随对价，不能直接对公司的营利有所贡献，对公司获利的效果非常间接、稀薄，故一般认为，对于公司而言，政治献金不具有高度的必要性与有用性，而且，由于政治资金捐助的对象为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其与一般公益捐助不同，与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没有关系，不具有直接或间接地提升社会对公司评价的效果。一般来说，政治资金的捐助与公司章程所定目的的实现的关联性比较稀薄，故董事在判断是否进行政治资金的捐助之际，没必要像通常的业务执行那样，对将来的利益预测与损失的危险预测进行相关性的判断，而只是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仅判断是否进行捐助、进行捐助时其金额、时期、捐助的对象等即可。
对照政治资金规正法的旨趣，至少对于公司出现亏损后进行的政治献金，公司应严格审查可否进行捐助、其范围、数额、时期等，慎重判断其对于消除公司亏损的影响程度、优先于股东分红进行捐助的必要性。而甲公司在出现亏损后，既没有严格审查，也没有慎重判断，却实施了捐助。其判断过程简单马虎，超出了董事的裁量范围，违反了董事的善管注意义务。〔35〕同样，本判决也沿袭了上述最高院的合理性标准。不过，相较于上述第二个判例，本判决强调了捐赠行为与通常业务执行的差异，认为董事在判断是否进行捐赠时，所面临的选择相对简单、单纯，且捐赠行为与公司事业目的的关联性稀薄，因此，法院在审查捐赠行为时，不应尊重董事广泛的裁量权，而应审查捐赠金额是否在合理的范围内。〔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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