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解除探微/崔建远(3)
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韩世远教授主张，以《合同法》对借款合同所做规范设计实系以有息借款合同为预设对象，这从第 196 条对借款合同的定义中出现的“并支付利息”可以反映出来。如此设计的规范，并不能够当然地适用于原则上作为无息借款合同的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的，比如第 200 条、第 201 条、第 202 条、第 204 条、第205 条等，均不适用于无息借款合同，第 203 条关于“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人可以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借款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定，处此规范体系之中，自应限缩于有息借款合同。[2]453
这种观点的缺陷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韩世远教授是在“一般法定解除权仅对于双务合同具有意义。以下结合‘分则’的规定具体分析”的题目下议论的，他对自然人之间的无息借款合同不适用于解除的分析及其结论，是为“一般法定解除权仅对于双务合同具有意义”的断语服务的。在此，他忽视了《合同法》关于借款合同的规定理所当然地适用于法人与自然人之间、金融机构与法人之间( 基于特殊政策而产生) 的无息借款合同，他仅仅以自然人之间的无息借款合同分析的结论，意欲得出“一般法定解除权仅对于双务的借款合同具有意义”的结论，以偏概全。其二，韩世远教授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和思维方法:《合同法》完全以有息借款为预设对象设计借款合同规范及其体系，即便事实果真如此，也是不适当的，因为《合同法》要一体适用于法人之间、自然人之间、法人与自然人之间的民事合同、商事合同，本应全面而周延地设计规范及其体系。本该清楚明了地规定，却语焉不详。遇此情况，就需要法律人的目光来回而全面地巡视于《合同法》分则、总则的规定，乃至于《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确定具体条文的含义及适用范围。本该规定而未规定，构成法律漏洞。有漏洞就应予填补，或用类推适用的方式，或用目的限缩的方式，或用目的性限缩的方式等。循此思路及方法，对于无息借款可否解除的问题，在《合同法》第 203条关于借款合同解除规定的适用范围不尽明了的情况下，韩世远教授钟情的法定解除使“合同义务的解放”、非违约方“交易自由的回复”、违约方“合同利益的剥夺”就应得到贯彻，《合同法》总则第 94 条关于合同解除条件的规定就应发挥作用。如此，《合同法》第 203 条的规定的适用范围不是被限缩于有息借款合同，而是应适用于自然人之间的无息借款合同，才会使“贷款人容忍借款人使用贷款、日后才可收回”的合同义务获得解放，才会剥夺借款人无偿使用贷款的合同利益，才不至于导致《合同法》第 94 条规定解除的目的在借款合同领域落空。如此解释的价值在下述情况下更加凸显出来: 借款人财产状况恶化，又将贷款用于违法犯罪或毫无前途、届时无法收回的领域，承认作为自然人的贷款人享有并行使解除权，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韩世远教授在这里的失当表现在，其目光局限于《合同法》的局部规范体系来解释第 203 条，再就是忽视了法定解除制度的目的及功能。其三，韩世远教授称《合同法》第 201 条的规定不适用于无息借款合同，过于武断，并不适当。因为第 201 条分为两款，第 2 款关于“贷款人未按照约定日期、数额提供借款，造成借款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至少在多数情况下也适用于无息借款合同，才较为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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