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买卖中的给付障碍和瑕疵担保责任/杜景林(3)
二、法律规制体系对解决模式的意义
同一问题在不同的规制体系之下会有不同的解决可能性和路径。给付不能作为一个法律范畴，在事实构成进路的体系之下对于损害赔偿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而同样一个范畴在法律效果的体系进路之下对于损害赔偿仅具有边缘性质的意义，就能够说明这一点。具体到企业买卖的情形也是这样。
（一）传统规制体系
传统的规制体系以德国民法典中的旧买卖法为典范。在这一范式之下，判例和通说均认为，出卖人原则上应当依照物之瑕疵担保责任法对企业的瑕疵负责任。但在旧法的框架之下，此举具有下述的重大缺点：瑕疵解除制度并不合适，因为当事人通常并不希望进行清算了结；在过失的情形，不存在一般性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也就是不存在通常人们所希望见到的过失责任；对于请求权，适用短期的特别时效。[11]为消除或者为尽可能地减少这些缺点和不足，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系以一个十分狭窄的物之瑕疵概念作为裁判的依据，目的是以此种方式为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创设适用的空间和需要，由此产生了双轨制的解决问题方案。[12]在涉及企业的一些特征数据的情形，如在涉及所出卖企业的收益、营业额或者债务状况的情形，这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此一种类的情形，出卖人不再依照物之瑕疵担保责任规则负责任，而是按照缔约过失的责任规则负责任，并因此适用通常期间的普通时效。[13]
存在上述双轨制解决模式的原因在于，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者仅对物之买卖和权利买卖作出了规定，[14]而没有对在此之外存在的其他标的物作出相应的规定。这倒不是伟大的德国民法典之父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历史性错误，而是在民法典创制之时，民法典之父们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除物和权利之外，尚存在其他的标的物可以作为买卖合同的标的，只是考虑到在这一方面尚不存在紧迫的需要，故此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制。[15]就是说，即使现在的人们一定要认为这是一个立法上的规制漏洞，甚至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规制漏洞，那么这也应当是一个有认识的规制漏洞，或者说是一个有意识的规制漏洞，仅此而已。正是有这样一个漏洞存在，才使得判例和学说有可能在不同的解决模式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
（二）现代规制体系
现代规制体系同样以德国法为典型，但不再以德国的旧法为典型，而是以德国现代化的买卖法为典型。然而与人们的一般观念不同的是，在讲求立法技术体系的背景之下，德国的新买卖法同样没有对企业买卖作出自己的单独规定，如规定在企业买卖的情形，应当适用物之瑕疵担保责任的规则，或者适用权利瑕疵担保责任的规则，又或者适用给付障碍法中的一般性规范，而是选择了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规制道路：仅对于物之买卖，立法者给出了详尽的并且是终结性质的规定，同时为这一法律范畴设置了物之瑕疵责任和权利瑕疵责任；而对于权利的买卖，以及对于其他标的的买卖，立法者则通过引用性的规范规定，应当相应地适用民法典买卖法关于物之买卖的规则。[16]无论从法律文本的字义出发进行解释，还是从法律制定的历史出发进行解释，[17]企业的范畴都应当被包含在“其他标的”的范围之内，这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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