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解释论框架/叶金强(3)
侵害身份权益的场合，问题复杂一些。旧法认可“监护权”侵害场合的抚慰金请求权，[12]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在对新法的释义中，也认为第22条规定的“人身权益”包括“监护权”。[13]那么，“监护权”之外的其他身份权益呢？有学者指出：哪些身份权被侵害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是一个立法政策问题，诸如亲权、配偶权等受到损害时，权利人在何种程度上受保护，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远没明确。[14]身份权益的特殊性在于，其包含的利益是透过亲属关系相对方的行为来实现的，但同时，其利益实现又可能被第三人的行为所破坏。这样，身份权益的侵害，既可能来自于亲属关系相对人，也可能来自于第三人。笔者认为，身份权益受侵害而导致严重精神损害时，根据第22条的规定，抚慰金请求权当然发生。比较法上近些年激烈讨论的问题是，在人身侵害的场合，受害人近亲属是否享有抚慰金请求权？对此，我国现行规则解释论同样会给予肯定的回答，具体的讨论将在后文展开。
接下来，简要讨论一下与保护范围相关的另外两个问题：物的侵害和违约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首先，对物的侵害也可能导致精神损害。欧洲法上，奥地利和法国承认涉及物的非财产损害的赔偿可能性；[15]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也曾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被侵害的，支持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之请求。那么，第22条的规定能否将此情况涵盖进去呢？对此，有学者持否定意见，认为物的“情感价值”可通过《侵权责任法》第19条规定的确定财产赔偿数额的“其他方式”，来获得保护。[16]笔者认为，在侵害物的场合，表面看来，物所负载的是财产利益，显然非“人身权益”所能覆盖；但是，在这些案件中，既然有精神损害发生，说明受害人的精神世界也被侵入了，必然有相应的“人身权益”受到侵害。此时，若具备侵权构成的其他要件，人身权益侵权即已构成，当然可依第22条发生抚慰金请求权。[17]侵害物导致精神损害的场合，财产利益侵权的构成和人身权益侵权的构成，可分别加以判断。对物的侵害同时侵害到人身权益，并满足了人身权益侵权要件时，抚慰金请求权就会发生。至于违约导致精神损害赔偿，属于契约法问题，非属《侵权责任法》调整范围，[18]现行法上可通过对《合同法》第107条、113条中“赔偿损失”的解释，来达到肯定赔偿请求权的结论。[19]但是，第三人侵害合同关系而导致债权人精神损害的，可以根据侵权法规则来判断是否应发生抚慰金请求权。
抚慰金请求权是否应以精神损害达到一定程度为条件，比较法上有不同的选择。德国损害赔偿法第二次修正过程中，在2001年的政府草案里，曾经有抚慰金请求权的免赔限额条款，规定仅在考虑了损害的类型和持续时间后得出损害并非微不足道时，请求权才发生，但在法律委员会推荐及通过的法律中没有该条款。[20]不过，德国有学者认为，尽管如此，法官仍保留了此种可能性，即通过“公正”赔偿概念的解释来发展出轻微损害的界限。[21]实践中，本着“法官不问琐事”原则，判例形成了对所谓轻微损害赔偿的限制，运用于身体和健康轻微损害场合。[22]对此，法经济学理论也认为，当非金钱损失足够地小，以至于让侵害人承担责任可获得的利益，小于损失估算的行政成本时，应例外地否定精神损害赔偿。[23]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确立了精神损害的“严重性”要求，基本值得肯定。之前的司法解释也曾规定“严重性”条件，司法实践中的许多判决，法院均系以精神损害未达到严重程度，而否定了抚慰金请求权。[24]现行法之下，“严重性”要求，宜解释为“轻微损害不赔”的规则。实践中，一方面，需要纠正在人身侵害案件中，将精神损害赔偿和残疾等级判定简单挂钩的做法；另一方面，在精神性人身权益侵害案件中，需要考虑损害赔偿的权利确认功能。对此，比较法上的名义上损害赔偿，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有学者指出：一般而言，有事实上的损害，才会有赔偿责任，但是，许多欧洲国家法律上存在名义上或象征性损害赔偿，其功能在于宣示尽管没有具体的损害发生，但已有权利被侵害了。[25]如此，在没有损害的情况下，为宣示权利仍可判令赔偿；那么，当精神损害尽管较小，如因确认权利存在的需要，也不应囿于“严重性”的要求，而应肯定抚慰金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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