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解释方法：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区别及其法理成因/刘国(11)
在法社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利益法学认为，法律规范为解决利益冲突而制定了原则和原理，我们必须把法律规范看成是价值判断，即相互冲突的社会群体中的一方利益应当优先于另一方的利益，或者该冲突双方的利益应当服从第三方的利益或整个社会的利益。适用法律者应当认识所涉及的利益、评价这些利益各自的分量、在正义的天平上对它们进行衡量，以便根据某种标准去确保其间最重要的利益和优先地位，最终达到最为可欲的平衡。 [38]现实主义法学家认为，形式化的定义是抽象的，没有固定的真理，它们所具有的任何真理来自于现实中的影响。 [39]美国学者杰罗米·弗兰克（Jerome Frank）把那种认为人有能力使法律稳定且固定不变的观点看作是一个“基本的法律神话”（basic legal myth）和儿童“恋父情节”(father complex)的残余。 [40]对法律现实主义者来说，法律是一种人类判断的创造物，只是一组事实而不是一种规则体系，亦即是一种活的制度而不是一套刻板的规范。按照这种观点，宪法条文的含义是解释者对其进行解释时根据特定情况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固定在宪法词语的定义之中。毕竟对一个宪法词语的解释将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因此解释应以一种深思熟虑的方式进行，需要协调宪法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以实现宪法的目标和精神。
传统实证主义法学以反对形而上学为名，否定自然法关于法的正义价值的观点，认为法律的本质是不可知的，法律的价值是无法判断的，法学的任务只是从现象上认识法律，对实在法规范进行分析、加工整理。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实证主义这种传统观点有所改观，如哈特不仅提出并论述了“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而且认为，对具有重大宪法意义的判决，涉及道德价值之间的选择，应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力求公正的权衡， [41]不参照任何特定内容或社会需要而以纯粹形式的观点去定义法律是错误的。 [42]正是由于实证主义法学的这种转向，现代宪法解释才走出了以宪法概念体系营造的迷宫，不再围绕制宪者所使用的语词打转，解释者在新的理论之光照耀下，他们眼前豁然一亮，终于发现了宪法解释方法的真谛。在许多涉及宪法解释的案件中，正义观念得到广泛使用，特别是当下述情形即天平一端过重或明显而强烈需要救济的时候，法院会愿意以基本正义和公平为理由而同意新的权利要求或辩护。 [43]
庞德认为，法律科学的特征之一就是，法律科学发展出了一种功能观，因此它不仅追问法律是什么以及法律是如何成其为法律这样的问题，而且还追问法律做什么、法律如何做这些事情以及人们如何努力使法律做得更好等问题。 [44] “法学家必须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研究法律；法学家必须观察各种法律要素是如何在其各自的运作过程中证明自身的：它们的运作将会导致有用的结果还是会导致有害的结果、将会导致与文化相一致的结果还是会导致与文化相反对的结果，以及将会使价值据以得到公正评价的结果还是会导致使价值得到不公正评价的结果。” [45]根据这种理论，在将具有原则性的抽象宪法条文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而进行解释时，由于对抽象宪法条文的解释很可能不止一种，在有多种解释的情况下，解释者必须先选择一种最好的解释，然后再将其用于特定案件之中，以使之能产生更好的结果，从而更有利于实现宪法的精神和目标。宪法在法规范体系中的最高性决定了宪法解释较一般法律解释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性，因此，在宪法解释中，将因解释所作决定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列为解释的一项考虑因素的结果取向解释方法，成为现代宪法解释的一种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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