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构想/李文和(6)
五、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限制
中国的控辩协商制度，毕竟不同于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根据中国的国情，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限制。
1、适用控辩协商的案件范围
笔者认为，首先是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的轻微犯罪案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4条规定，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限于“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在这类案件范围内适用控辩协商制度，其负面影响和错案风险可以控制在最低限度。其次是不违背社会公益和国家安全的经济、财产类犯罪，其适用控辩协商制度，对社会的影响力较小，不会引起社会各界的不适应。当然，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及制度的成熟，可以扩大控辩协商的适用范围。
2、适用控辩协商的条件
首先，根据刑事诉讼法关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精神，笔者认为只有证据确实但不充分的案件才能适用控辩协商制度，即案件有一定的证据，但证据未达到充分程度，若向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可能会退回补充侦查，或者不符合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条件，但作出不起诉决定又不符合不起诉的规定，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会较大可能引发上诉或再审程序。
其次，应当基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自愿，禁止人民检察院采取强迫、利诱手段，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违心进行控辩协商。
第三，人民检察院与被告人以及辩护律师共同参与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协商的过程应该由辩护律师广泛参与，禁止人民检察院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之间的单独协商，保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存在被害人的案件中，控辩协商应该吸收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参与，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意见，充分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如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被漠视或没有得到满足，被害人拒绝协商的，不得适用控辩协商。
3、控辩协商结果的限制
控辩协商的结果包括三种情形：相对不起诉、减少指控事项和向人民法院提出从轻的量刑请求，涉及发挥刑罚功能和维护司法正义。因此，笔者认为，对控辩协商应作出以下限制：
第一、人民检察院行使对犯罪的起诉与否的裁量权时，应当遵循公益原则，并且把权衡公共利益作为正确行使公诉权的重要标准。
第二、人民检察院与辩护律师不得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性质进行协商。
第三、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放弃的指控的只能是次要的犯罪或次要的犯罪事实。数罪中法定刑较重的犯罪不能放弃，在同一罪名的数个犯罪事实中，较重大的犯罪事实也不能放弃。
第四、人民检察院基于控辩协商结果向人民法院提出从轻量刑的请求时，法院应当满足该请求，以体现和维护司法的诚信。但应当限制减刑幅度，比如借鉴英国、意大利的做法，减刑幅度为法定刑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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