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法理论的历史嬗迭与现代发展（上）/刘承韪(10)
从法律文本上来说，新古典契约法理论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统一商法典（简称U. C. C.）》第二编和《第二次合同法重述》。[40]《统一商法典》是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和美国法学会联合组织制定的一部示范法，由卢埃林起草，1952年正式对外公布，对世界各国的民商事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英美法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部成文法典，其买卖编是融合法典法与判例法、法律现实主义与法律形式主义的新古典契约法的经典文本；《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则是法学家法恩思沃斯负责起草的另外一部新古典契约法的经典法律文本。它是在《统一商法典》和普通法的影响下对作为古典契约法代表的《第一合同法重述》加以修改基础上完成的。英国法学家特莱特尔（Sir Guenter Treitel）认为，美国《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统一商法典》和《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对《统一商法典》的吸收是20世纪合同法三大里程碑。[41]当然，《统一商法典》和《第二次合同法重述》之所以声名显赫、功绩卓越，主要在于它们承载和代表了当今世界主流契约法理论思想：新古典契约法理论。
新古典契约法理论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注重对契约信赖利益的保护。
在异常著名的《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一文中，法学家富勒提出了契约领域的三大利益学说：期待利益、信赖利益和返还利益。该学说不仅建构了当代契约法合同损害赔偿的基本理论体系，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合同立法对信赖利益的保护。同时，它也直接影响了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对契约当事人信赖利益的保护模式，在第90条明确规定了承载和规制契约信赖利益理论的允诺禁反言原则。[42]允诺禁反言原则是在传统对价原则基础上发展而来，主要为补足传统对价原则在处理某些特殊案型时可能导致的与公平正义相悖的后果，其制度价值主要体现在保障公平、伸张正义、防止机会主义、维护交易安全、补充法律漏洞等方面。总之，对契约期待利益的关注和保护是古典契约法理论的核心，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信赖利益也已经成为契约当事人重大利益之所系，值得法律认真对待。志在回应社会现实、弥补古典契约法不足的新古典契约法以覆盖并突出信赖利益保护为其标志，展现出其回应性和包容性特质。
第二，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判。
新古典契约法理论源于法律现实主义的理论思潮，对于古典契约法理论所遵循的法律形式主义方法有着天然的抵制态度。新古典契约法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排斥遍布于新古典合同法中。首先，在合同成立方面，承诺必须与要约相一致的规则被修正乃至规避（ U. C. C. 2-207 ），法院可以依据合同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当事人最初同意的条款是否显失公平（U. C. C.2-302）。其次，在新古典契约法中，“协议”绝不再是静态的，即使没有任何对价或信赖，合同也可以通过随后的协议包括“履约过程”得以确立或变更。再次，在合同解释方面，臭名昭著的“文义规则”被阉割了（U. C. C. 2-202评论（b） ） 。[43]新古典主义, , 者继续着加强作为社会制度的合同的努力，他们对司法和立法中的形式主义嗤之以鼻。卢埃林的工作似乎预示着形式主义的不断衰退，但在衰退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始终遇到抵制，比如当稳定交易所需要的确定性和在具体交易中确保公平结果的愿望之间变得非常紧张时，不能从制定法或先例中寻求足够指南的法院会从法学者的著作中寻求帮助，如果仍然无济于事，法院便会回到形式主义的方法加以解决。[44]这是新古典主义理论所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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