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证券法域外管辖的最新发展及其启示/彭岳(3)
在行政管辖受到属地原则严格约束的情况下，证券法域外执行主要依赖于一国司法管辖权的扩张。对于证券欺诈行为，投资者可通过民事程序寻求私法救济，监管者可通过行政程序实施处罚，国家可通过刑事程序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鉴于后两种救济方式因直接关涉国家行为而受限较多，一国多通过主张民事管辖来打击国际证券欺诈行为。不同于一般民事管辖，证券法的司法管辖常常与立法管辖合二为一，很少有法院会适用他国证券法来解决证券争议，这就使证券民事管辖更类似于刑事管辖，具有较强的国家利益色彩。在此情况下，如果仍将证券民事管辖视同为一般民事管辖，则极有可能造成一国证券立法管辖的过度扩张，引发国际争议。
二、美国跨境证券诉讼的实践
美国证券法向以严格而著称，其以集团诉讼方式推进投资者保护的作法，更是吸引了众多外国投资者纷纷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外国投资者获得美国司法救济的关键之处在于：相关法院拥有管辖权且适用美国证券法。如果法院没有管辖权，则相关起诉不会被受理；如果不适用美国证券法，则原告的相关诉讼请求将被驳回。问题在于，联邦证券法仅规定了司法管辖而没有明确其是否具有域外适用效力。如《证券交易法》第27条授权联邦地区法院“对违反本章或其项下规则和条例的行为，以及为执行本章及其项下规则和条例设立的责任和义务而提起的所有衡平法和普通法诉讼享有排他管辖权”，但对于《证券交易法》的域外适用问题只字未提。跨境证券诉讼中最为倚重的反欺诈条款——《证券交易法》第10（b）条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SEC）根据第10（b）条制定的附属规定10b－5规则仅规定“任何人直接或间接利用任何州际商业手段或工具、利用邮递或利用全国性证券交易所任何设施”从事的特定证券欺诈行为均属违法，同样未言及该条款的域外适用问题。由于SEC一直未澄清10b－5规则的适用范围，在实践中，主要由法院通过解读国会立法意图的方式来确定证券法的域外适用。
对于跨境证券诉讼的司法管辖和域外适用问题，直到2010年6月2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在Morrison案中发表相关意见。（注：Morrison et al．v．National Australia Bank Ltd．et al．（de-cided June 24，2010）．）在此之前，该类问题的解决主要依赖于联邦巡回法院的一系列判决。为确定法院是否对由外国因素主导的反欺诈诉讼拥有事项管辖权（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第二巡回法院最先在Schoenbaum v．Firstbrook案中适用了“效果标准”（effect test），即如果发生在美国境外的行为直接对特定美国投资者或境内市场产生实质影响，则法院可就相关证券欺诈案件行使事项管辖权（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注：405 F．2d 200（2d Cir．1968）．）该法院又最先在Leasco Date Processing Equipment Corp．v．Maxwell案中适用了“行为标准”（conduct test），即如果被告在美国的行为不仅仅为欺诈作准备，并且直接导致原告损失，则法院有权行使事项管辖权受理该案。（注：468 F．2d 1326（2d Cir．1972）．）1975年，在同一天作出判决的Bersch和IIT案中，第二巡回法院又将“效果标准”和“行为标准”加以完善，其目的是设计一套标准以帮助法院确定“国会是否愿意将美国法院和执法机构这一珍贵资源用于处理[此类争议]，而非将问题留给外国。”（注：Bersch v．Drexel Firestone，Inc．，519 F．2d 974，985（2dCir．1975）；See IIT v．Vencap，Ltd．，519 F．2d 1001，1016－18，985（2d Cir．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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