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证券法域外管辖的最新发展及其启示/彭岳(8)
四、《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的修正
Morrison案确立的“交易标准”具有以确定性牺牲灵活性、以形式主义代替功能主义的特征，有可能产生对投资者利益保护不足的问题。早在最高法院就Morrison案作出判决之前，大多数法律观察家已经预见到法院会全面阻止“外国次方”诉讼。为应对投资者保护不足的问题，一些国会议员主张通过立法全面扩张个人权利，一些议员则主张将执行权赋予SEC。（注：Richard W．Painter，Douglas Dunham＆Ellen Quackenbos，When Courts and Congress Don’t Say What They Mean：Initial Reactions to Morrison v．National Australia Bank and to the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Provisions of the Dodd－Frank Act，at*2，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aw School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Series Research Paper No．10－40，available at http：//ssrn．com/abstract=1662590．）几经妥协，在2010年7月21日通过的《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Dodd－Frank Act）第7216条中，国会对联邦最高法院的“交易标准”作出了间接修正：
其一，Dodd－Frank Act重新引入了“行为标准”和“效果标准”，从而肯定了美国证券法具有域外适用的效力。在该法案中，“行为标准”被界定为：如一行为发生在美国，是促成违法的重要步骤，即使证券交易发生在美国之外，并且仅包括外国投资者，法院有权管辖。“效果标准”被界定为：如一行为发生于美国之外，但在美国具有可预见的实质性效果，法院有权管辖。
其二，Dodd－Frank Act对“行为标准”和“效果标准”的适用范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最高法院在Morrison案中所设立的“交易标准”。该法案对“行为标准”和“效果标准”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实体方面，“行为标准”和“效果标准”仅适用于违反1933年《证券法》第17（a）条和1940年《投资顾问法》第206条的情形；第二，程序方面，“行为标准”和“效果标准”仅适用于SEC和美国政府提起的诉讼或发起的程序之中。
总共13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