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刑事证明标准的层次性研究/聂立泽(10)
[8]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37页。
[9]参见何秉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新体系》，载《法学研究》1986年第1期。
[10]从理论上来讲，最广义的定罪的范围还应当包括对行为不构成犯罪的一种处断形式，以此观之，我国的侦查、公诉机关显然具有这样的权力，因而将其视为定罪主体并无不妥。
[11]陈兴良：《刑法哲学》（修订三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9页。
[12][美]沃尔德等：《理论犯罪学》，转引自吴宗宪：《西方犯罪学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
[13][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有裴阁1992年改订增补版，第45页。
[14]聂立泽：《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15]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6页。
[16]前注[5]，李学宽、汪海燕、张小玲文。
[17]应当指出，针对第141条有学者提出它是一种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而不是“证明标准”。参见陈卫东、简乐伟：《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问题研究》，载《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我们认为这是不甚必要的，因为证据标准的提法倾向于静态的物，而证明标准则侧重于动态的司法主体和活动，证据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证明，如果只是徒然变换称谓而未从根本上对法条进行完善，也只会使其愈加繁琐，不利于司法操作。
[18]上诉、抗诉、二审等在文中我们暂不讨论，因为在这三个阶段，证据所起到的也更多的是一种静态的“审查”的作用和意义，而且与从刑事立案到审判中证据的“证明”标准性质和内涵也并不是完全相同。
[19]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9页。
[20]即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应当是轻罪较低，重罪较高，死罪最高的层次性构建，当然，我们并不排斥对于一些事实简单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轻罪案件，适用客观真实的最高的证明标准。
[21]参见陈光中：《构建层次性的刑事证明标准》，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22]近年来有学者研究指出，“排除合理怀疑”在英美法系中作为证明标准是根源于西方哲学对于“盖然性”的一种理解和追问，体现出了一种经验理性和司法诚信或者法律信仰，我们赞同该学者并且认为作为人类的共同文明和法治信念，其在我国应当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参见张斌：《英美刑事证明标准的理性基础》，载《清华法学》2010年第3期。
总共11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