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居问题及其法律思考/思琳(12)
同居和结婚之间，所差的并不只是薄薄的结婚证书，而是更多的承诺、责任和无止尽的期望及要求。
因爱情而同居，而爱情，作为一种很浓烈的情感，给人以梦境般的美妙。常表现得激荡澎湃，飘勿不定，它有时是反理笥的，反逻辑的，许多时候连当事人自己都难以把握。但是婚姻却是要求稳定的，它所遵循的是一种理性的原则，它所联系的是责任、义务、财产、子女、道德、舆论等一些有形和无形的东西，这些是不可随着感情一风吹散的。用固定的婚姻框住活跃的爱情冲突与矛盾就不可避免。当爱情与婚姻之间成为不可调解的矛盾时，同居成为寻梦者走向天堂之路。
同居的法律思考
自然的生命和社会的法则始终是有冲突的，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男女关系的每一次进化的成果，都需要用制度和法律将它固定下来。而每一次制度的进化，又都必须靠生命的冲动将旧的制度和法律的硬壳冲破。法律的变革源自于事实的变化。当今社会，许多人已不再给婚姻和家庭这两个概念画等号。法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1968年法国只有百分之三的夫妇不登记结婚，而到1998年，不登记结婚的夫妇就接近200万对，相当于每五对夫妇中就有一对不登记结婚。同居者的结合是无政府的，他们的权利没有法律保障，一直是“你不理睬法律，法律也不会理睬你”。
20世纪初，美国法官，本B-林赛在一本与人合著的名为《伴侣婚姻》的书中，提出一种新的婚姻制度，即试婚制度。他认为，青年可以采取这样的试婚制度。其一，他们暂时不希望有孩子，因而他们应该掌握最先进的避孕知识；其二，只要没有孩子，且妻子没有怀孕，那么只要双方认可，就可以离婚；其三，离婚时，妻子无权要求补偿费。他确信，如果这种制度得到法律承认，绝大多数青年，例如大学生，就会进人到一种比较持久的伴侣关系中，这种关系包括共同的生活。但是，林赛当时的提法，没有得到人们的响应，他本人也为此被免了职。然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掀起了性解放浪潮，蔓延到东欧许多国家，尝试婚姻、模拟婚姻、同居不婚大有同传统婚姻制度分庭抗礼之势。近半个世纪来，同居现象在西方的发展经久不衰，人们既尝到了它的甜头，也领略了由此带来的困扰与忧虑。
1999年10月9日，法国国民议会审议了“公民互助条约”(Pacte Civil olidarite，简称Pacs)的提案，根据这个条约，任何一对成年伴侣(一男一女，两男或两女)都可以签订“公民互助条约”结合在一起，组成家庭，就像领结婚证一样。不过这个条约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跟婚姻有差别，如“互助”的伴侣没有对于配偶的义务，无须合计收入共同纳税，不得享受住房补贴、继承对方遗产要多交纳税收等。这意味着婚姻之外新的结合方式，对异性恋和同性恋一样适用。连续几个月来，法国媒体一直在激烈争论这个问题。人们认为这个新方式提出了三大革命特色：一是司法上不区分异性恋和同性恋，平等精神发扬光大；二是人们可以放弃传统婚姻方式，自由选择增多；三是结合建立在互助基础上，性关系不再是想当然的必然条件。不管提案最后是否通过，“Pacs”已经成为法国民众熟悉的词汇，“新结合方式”这一说法自然而然进人舆论的中心。“公民互助条约”的诞生说明了法律正在被促使去理睬同性恋者和同居者。法国总理若斯潘赞同这一趋势，他说：“这不是低一级的婚姻，也不是从传统婚姻取掉点儿内容就叫创新，更不是应付同性恋者，这是承认和面对人类境遇中非常具体的，有时甚至非常痛苦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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