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公益诉讼探析/林莹莹(3)
2.法院以“非适格当事人”为由不予受理、驳回起诉或判决原告败诉。如浙江台州画家严正学对设在小学隔壁色情娱乐场所进行多次举报，行政机关未予理睬，于是起诉椒江区文体局行政不作为，椒江区法院以严正学不是受害者为理由判决严正学败诉。
3.受害者虽然胜诉，但未达到预期的维护公益的效果。河南人葛锐以郑州市火车站厕所收费违法为由起诉郑州铁路分局，案件经过近三年的审理，法院最终判决葛锐胜诉，郑州铁路分局返还葛锐0.3元厕所收费，并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各50元。然而根据媒体的报道，郑州火车站在官司败诉后，还在继续收取入厕费用。
造成上述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即在于我国现阶段在制度和理念等方面的欠缺，导致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面临着诸多障碍。主要表现在：
对于非直接受害人而言，法律上的障碍直接就来自民事诉讼法对起诉主体资格的限制。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显然，这种规定限制了个人和大多数的组织单位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甚至从根本上排除了社会个人和有关组织单位作为原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可能。
对于直接受害人而言，其障碍主要体现在：（1）受害者比较分散，重复诉讼，耗时费力并可能引起法院裁判的矛盾。由于缺乏最起码的判例制度，即使原告“侥幸”赢得官司，这种公益官司的“溢出效应”也是相当有限的。如某位公民就酒店就餐不开发票的行为提起诉讼，法院也判决该公民胜诉，但这一结果的效力只限于本次消费行为。下一次，该公民到酒店用餐，酒店仍然可以不开发票，其他人也得不到发票。你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只能再次为自己打一场官司。（2）起诉的成本一般要高于可期待利益。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思所言：“如果私人成本超过私人利益，个人通常不会愿意从事活动，虽然对社会来说可能有利。”在起诉者一般居于弱势地位的情形下，个人通过传统民事诉讼获得的利益远远低于为获得救济的耗费，在诉诸法律主张权利对其而言极不经济的时候，权利人起诉的原动力便会大为削弱。（3）法律责任制度不完备，法律制裁措施不力。民事公益诉讼建立在民事诉讼基础上，法院裁判案件当然要适用民事责任之规定。但我国现有的民事责任方式显然难以胜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任的。一方面，损害赔偿是常用的民事责任方式，但在垄断案件、环境污染案件等大规模损害案件中，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难于精确计算；另一方面，当违法行为已经发生，而损害赔偿、赔礼道歉、恢复原状等措施又难于达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的情况下，对违法行为人予以罚款、限制或抑制其行为能力如吊销许可证、执照等，更能够充分发挥法律的制裁功能，并能避免其再度违法，但这些措施属于行政责任方式，法院无权采用。因此，让法院仅仅在现有的民事责任的框架内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进行裁决，民事公益诉讼将难于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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