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物权变动模式及其法律效果的矛盾/戴延伟
物权的变动是指物权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总称。我国法学理论长期以来把物权以其客体的物理状态划分为动产物权和不动产物权，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占据统治地位的物权变动公示原则，即动产物权以占有、交付作为产生法律效果的公示方法，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作为产生法律效果的公示方法。但该理论体系未能摆脱原有法律制度以财产所有权为主线的物权概念的束缚。随着物权理论的发展进步和我国立法质量的提高，物权种类日益具体，已远非财产所有权为物权主要内容的固有模式。现行以物权客体的物理状态作为物权分类基础并以此形成的一系列物权变动模式的理论已显得力不从心，不仅不能揭示物权的真实法律特征，而且导致司法实务界在处理物权变动纠纷时认识上的混乱，实有给予明晰的必要。
基于物权由权利人直接支配物的权利、直接享有物的利益的权利和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三种法律特征，物权的存在必须以一定的可以从外部察知的方式表现出来，也即物权的公示。如果仅以动产、不动产对物权进行基础分类，并以此作为物权变动公示方法的界限，那么由此划分出的物权公示方法能否揭示出物权的真实状态呢？当然是不能的，比如说因动产抵押产生的担保物权按照我国《担保法》的规定也以登记为生效法律要件，即采用了登记要件主义的公示方法，而非交付主义，这说明动产物权的产生也非衡一地采用交付生效为公示方法，动产物权以交付为生效要件的理论基础在此即发生了动摇。同样，对于不动产物权而言，是否也衡一地以登记为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呢？当然也不是，比如说《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赋予建设工程合同承包人针对建设工程的优先权，我国民间传统习惯中的典权，也均未要求以登记为生效要件。这些现实存在的问题要求我们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并尊重民俗习惯，重新审慎我国的物权理论，并以此为基础调整指导现行的立法思路，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物权制度。以权利人对标的物支配范围的不同划分物权种类，即以所有权和限制物权为基础并确立物权变动的基本规则，不失为一可举之措。
首先，以权利人对物的支配范围为界限划分物权种类，符合我国的民法传统，我国现行《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的“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之内容并未将物权按照动产与不动产的物理特性进行分类，而且该法实施十七年以来，有关财产所有权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限制物权的法律规定已广泛地确立在众多的法律中，并被法律界接受，操作上也趋于成熟。在编篡我国《民法典》增添物权法内容时，将财产所有权和限制物权两项内容作为物权的两个基础种类确立其法律地位，不仅可以有效地继承原有的立法成果，便于司法实务界理解掌握并操作运用，同时还可以避免因对物权概念所做的大幅度调整而影响到法律的稳定性这一弊端，彰显立法技术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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