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物权变动模式及其法律效果的矛盾/戴延伟(2)
其次，以财产所有权和限制物权为框架对物权种类作出划分，可以有效地解决现存法学理论有关动产物权和不动产物权变动原则的冲突。由于财产所有权、限制物权中均包含有动产物权、不动产物权的内容，所以由动产物权、不动产物权的物理特性为基础产生的物权公示原则不能完全适应物权的变动内容，在调整范围上势必会出现矛盾或者空白，这是极不严肃的（如前所举之例）。纵观我国现行的物权法律制度，导致动产、不动产物权变动原则矛盾点的最关键原因还是在于该原则不能涵盖财产所有权，限制物权的全部内容，所以说，如果在立法结构上以财产所有权、限制物权为基础，继而确立动产不动产所有权、动产不动产限制物权的不同变动原则及法律后果制度，无疑将会使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更加符合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也会使物权变动的公示内容因财产所有权、限制物权中权利客体物理状态的不同而不同，这样的物权制度框架才会显得清晰、稳定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比如以财产所有权为基础，分别明确动产所有权、不动产所有权变动的公示方式，以限制物权为基础分别明确动产限制物权、不动产限制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概括地说就是把财产所有权、限制物权作为物权的两种基本分类，在上述基础分类的框架内再具体以动产、不动产为内容分别确立相应的物权变动规则。
另外，对物权种类的上述划分方法可以继承现行法律、法规确立起来的物权变动规则，形成完整的物权法律体系。由于我国《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关于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之内容并未明确物权的概念，仅对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作出了交付时转移的规定，而对于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物权的具体变动规则却散见于《土地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担保法》等法律甚至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中，这些内容虽然为我国物权变动规则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受其调整范围的限制，根本未能形成统一系统的物权理论，如果能够把这些法律规范所确立起来的物权变动规则在民法典中分别加以肯定，既能形成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物权理论体系，也可以保持原有法律体系的完整，有效地防止这些现行法律制度与民法典的内容出现冲突。比如说如果简单地把动产物权以占有、交付作为公示方法的理论体现在民法典中，则在遇到动产抵押物权的公示方法时即出现了矛盾，而如果将该理论具体运用到动产所有权的公示方法领域，将动产抵押物权作为限制物权的一个种类并确立其以登记作为公示方法的规则，这一原有的理论内容与具体规则的冲突自然会迎刃而解，在司法实务上会更加便于操作，只不过是将该理论在法律规范中具体化了，其原有的精神并不会受到过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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