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不当得利法的历史与变革/刘言浩(3)
二、一般不当得利原则在法国法中的确立
真正从法理上明确承认法国法中的不当得利规则是法国19世纪后期的著名法学家、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阿尔贝（Aubry）和劳（Rau）。受到德国法学家、海德堡大学Karl Salamon Zachariae的影响，他们在1871年的《法国民法教程》中，明确将一般的不当得利之诉从无因管理之诉中分离出来，并且不再使用扩用的无因管理之诉。[6]罗马法中的无因管理之诉，不应适用于某人通过他人损失得利的情况，只有管理行为对本人有益时，方可适用无因管理之诉。当行为人为自己利益而干涉他人事务，在证明他人获利而且其获利没有正当原因时可提起不当得利之诉。[7]阿尔贝和劳的学说明确将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区分开来，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但并未立即引起法院的高度关注。
在1873年的法国最高法院的一个判例中，原告基于与圣·奇尼安社区订立的无效协议为该社区安装了街灯，原告以无因管理起诉，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8]在1890年的另一个判例中，法国最高法院支持了原告的无因管理诉讼请求。该案中，甲将土地租给乙，乙在该土地上建筑房屋，双方约定，在租期届满时[9]乙可以有购买该房屋的选择权。若乙不行使该选择权，则得不到任何赔偿。乙雇佣丙建筑房屋，但乙后来因为破产而未支付丙工程款。丙以管理人身份提起无因管理之诉，请求甲支付工程款。法国最高法院认为：（1）因为乙破产而无法行使购买建筑物的选择权，因此甲不能依据约定不予乙赔偿；（2）原告行为在事实上构成了对甲的事务的管理。因此，有请求赔偿其支出的权利。因为丙根据乙的指示建筑房屋使甲得利。所以，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375条关于无因管理的规定，丙有权直接起诉甲。从该案中可以看出，法国最高法院对无因管理作了宽泛解释，以此对被告的不当得利加以纠正。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375条规定，管理人须以本人的名义为管理行为，本案原告显然并未以甲的名义从事管理行为，而且原告在建筑房屋时并无为被告利益的目的。法院有意忽略了法定的无因管理的要件，准许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支出的费用的请求。法院真正考虑的因素虽是被告的不当得利，但为与法典保持形式上的一致性，仍只允许赔偿原告支出的费用。虽然此种推理方式有助于实现此类案件中原告的救济，但也模糊了民法中无因管理的边界，给法律的体系带来了一定混乱。
鉴于前述原因，1892年，法国最高法院在Boudier案中，不再通过扩大无因管理的适用范围来救济不当得利之受损人，而是借用罗马法中的转化物之诉的概念，在衡平的基础上创设了一般的不当得利（enrichissement sans cause）规则，赋予原告一般的不当得利返还诉权（action de in rem verso，与罗马法中的转化物之诉用语相同，但此处之含义要远宽于罗马法中只适用于针对父亲或主人的转化物之诉，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不当得利之诉）。将不当得利作为与无因管理并列的独立诉权，亦将作为民法典明文规定之外的独立诉权。从此，无因管理有了其严格的适用范围，Boudier案的判决亦成为法国私法史中关于不当得利制度的里程碑。该案原告Boudier向某土地承租人出售肥料，但该承租人在将肥料施于其承租之土地后，因为承租人不能履行土地租赁合同之义务，土地所有人终止了土地租赁合同，土地被归还给土地所有人。承租人以向土地所有人交付收获的谷物的方式部分清偿了债务，因该承租人未支付肥料款且已无支付能力，原告遂以“一般的不当得利返还诉权”起诉土地所有人，要求其支付承租人未支付的肥料款。被告以法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的合同相对性规则为依据提出，其与原告之间并无合同关系，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被告的土地因原告的肥料而得到改良，被告得利，故原告有直接针对被告的诉权，准许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之所以应当承担责任，不是因为土地承租人与原告之间的合同，而是因为土地所有人从肥料的使用中得利。法院判决时，在计算承租人已经清偿的土地租赁合同的价值时，估算了土地承租人向土地所有人交付的谷物因肥料的使用而增加的价值。本案中“一般的不当得利诉权”在广义上被使用。法官将伦理观念引入了对成文法的解释与修正之中。该案要旨称“：‘一般的不当得利诉权’源于禁止通过他人的损失得利的衡平原则，既然没有实在法的任何条文对之加以规定，其使用并无精确的规则；只要原告声称且能证明其行为或损失的结果致被告获利即可。”[10]本案与以前案例的不同之处在于，法国最高法院没有像以前一样通过无因管理或法国民法典其他规定的扩大解释来实现对受损人的保护，而是直接赋予原告一般的不当得利诉权，这意味着法国法院在不当得利问题上的态度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该案使无因管理之诉回归其罗马法中的真实面目，无因管理之诉建立在为他人管理事务的意思的基础之上，只适用于出于保护他人利益的目的而为他人管理事务的情况。一般的不当得利之诉成为与无因管理并列的一种新的诉权。Dawson评论说：“从种子到肥料是谷仓中迈出的一小步，却是最高法院的一大步。“”最高法院一下子跳入了深水区。”[11]该案判决后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支持者认为，这是惹尼（Gény）倡导的法官造法的一个生动例证。[12]从Boudier案判决本身来看，一般的不当得利诉权的构成只需要被告得利是原告受损的结果这一要件，并不要求得利没有正当理由或原因，也未对被告得利和原告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进一步的要求。但因该案中提出的原则过于宽泛，在该案判决之后，法国最高法院根据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如阿尔贝和劳的学说，通过一系列判决明确了不当得利的适用范围、特征和限制条件。Boudier案之后的法国法院对一般的不当得利诉权的限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原因方面的限制；二是诉权的辅助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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