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的责任原则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冯军(5)
心理责任论具有刑法史上不可低估的意义，它使人只对与自己的主观相联系的东西负责，从而为现代意义上的责任原则奠定了基础。正是因为把刑罚与人的心理相联系，就使人不再对纯客观的行为后果负责，从而克服了人的物化，在刑罚中体现了人的尊严。
但是，心理责任论存在缺陷，它并未对刑法中的责任问题进行完整的解决。它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就是过于重视事实本身，而忽视了对事实的评价。心理责任论并未提出解决责任问题的实质标准，因此，它不能说明为什么要从主观内容中选择出故意和过失作为责任要素，为什么不仅仅把故意作为责任要素呢？它也不能说明为什么存在故意和过失就一定存在责任，事实上，根据今天的责任理论，即使存在故意和过失，行为人也可能没有责任。例如，在免责的紧急避险中，即使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的损害，也因为行为人没有责任而不应对他科处刑罚。
（三）规范责任论
克服心理责任论的缺陷的，是规范责任论。规范责任论认为，刑法中的责任是行为人在实施不法上存在的谴责可能性。在行为人能够根据法律的要求实施合法行为，行为人却实施了违法行为时，就可以谴责行为人，行为人就有责任。抽象地说，在行为人具有实施其他行为的可能性时，行为人却实施违法行为的，行为人就应受谴责，就有责任。规范责任论强调的是对责任对象的评价。
新康德主义是规范责任论产生的哲学基础。在19世纪后半期，谢林、黑格尔等人主张的客观唯心主义（在世界形成之前就存在“绝对精神”这种精神实体）思辨哲学受到各种经验科学的嘲笑和自然主义的攻击，德国的思想界充满了怀疑论、悲观主义和唯物论，为了摆脱这种状况，李普曼（Otto Liebmann,1840—1912）在1860年呼吁“向康德复归”，主张以康德的批判哲学为基础，抛弃了康德哲学中“自在之物”的唯物主义因素，进一步发展了康德的先验论。这种新康德主义认为，从存在（Sein）中不可能产生当为（Sollen），换句话说，通过对现实的经验分析，不可能发现评价现实的规范标准，规范是纯粹理性的自觉运动。新康德主义试图扭转自然主义或者实证主义的风潮，主张所经验的实存现象都涉及最高价值，应当以这些最高价值来建构并且区分实存现象，从价值的观点将知识体系化。{15}
在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下，德国刑法学家弗朗克（ Reinhard Frank, 1860—1934）从对人的主观进行价值评价出发，提出了规范责任论。他在1907年为吉森（Giessen）大学法学院成立三百周年纪念所撰写的题为《论责任概念的构造》一文中提出，责任是行为人在违反义务的意志形成上所存在的非难可能性，“当某人实施了一个被禁止的行动，人们可以由此对他进行非难时，就因为责任而将该行为归属于他。”这样就回答了心理责任论没有解决的问题：之所以不能对精神病人进行责任非难，不是因为他不具有心理意义上的故意，而是因为不可能要求他作出符合法律的意志形成；对紧急避险行为之所以不进行责任非难，不是因为避险者缺乏责任能力和故意，而是因为在面临现实的用其他形式不能避免的生命危险时，法秩序不要求人们像英雄那样行动。对无认识的过失进行责任非难，也不是因为行为人对结果的发生没有认识，而是因为行为人在履行其注意义务上所显示出的不加关心，缺乏法律所要求的为履行其注意义务而形成相应的动机。这样，弗朗克就在责任概念中发现了比故意和过失更多的事实，这些事实就是：“通常的精神素质”，加上与犯行的“各种心理联系”，再加上“那些行为人在其中活动的状况的通常性质”。弗朗克举例说，
总共26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