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的责任原则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冯军(6)
一家商店的男出纳员和一名男邮递员各自独立地实施了侵占。男出纳员的经济状况很好，也没有家室，但是，具有花费巨大的业余爱好。男邮递员只有中等收入，妻子又生病，并且还有很多小孩。尽管他们俩人都知道他们违法地占有了他人的金钱，也就是说，在故意方面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是，每个人都会说：与男邮递员相比，男出纳员的责任（Schuld）更大。这是因为，男邮递员所处的不利状态使其责任（Schuld）减少，相反，男出纳员很好的财产状况和奢侈的爱好则提高了他的责任（Schuld）。如果男出纳员奢侈地爱好的是女性或者葡萄酒，那么，与他诸如收集古董的爱好相比，这种状况就更加增大了他的责任（Schuld） 。{16}
但是，规范责任论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回答：是什么决定了行为人能够按照法律的要求去行动？它还不能正确回答：是否在行为人没有能力按照法律的要求去行动时，他就必定是无责任的？行为人在行为时处于非常的状况，他就总是无责任的吗？
例如，对习惯犯而言，行为人难以按照法律的要求去行动，因为与不获得习惯相比，放弃习惯是更困难的事。但是，法律并不因为行为人的习惯而降低他的责任，相反，会根据他的犯罪经历增加他的责任；再如，当行为人处在某种状况的诱惑之下时，是否因为这种状况具有刺激犯罪的效果就降低他的责任，这是不能根据刺激的程度来判断的。一个美丽的少妇穿着短裙，露出雪白的大腿，在无人的公园里散步，这会是一种强烈的性刺激状况。但是，这种状况不可能降低对这位少妇实施强奸行为的人的责任。因为在一个自由社会里，控制由少妇的正当行为所刺激起的性欲，使性欲的发泄不至于侵害别人，这无疑是每一个正常公民自己的责任。
刑法中的责任问题，需要一个比规范责任论更圆满的理论来解决。
（四）功能责任论
在规范责任论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功能责任论。功能责任论的核心主张是，行为人是否具有责任，要根据行为人对法规范的忠诚和社会解决冲突的可能性来决定。在行为人忠诚于法规范就能形成不实施违法行为的优势动机，就能战胜想实施违法行为的动机时，行为人却实施违法行为的，就要把行为人解释为实施违法行为的原因，行为人就对其实施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在社会具有更好的自治能力，即使不追究行为人的责任，也能解消行为人引起的冲突，也能维护法规范和社会的稳定时，行为人就无责任。
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的陌生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只有定位于法规范，才能够正确行动。一个放弃权利的行为，既可能被定义为愚蠢，也可能被定义为善良。为了还能够即使存在相互对立的定义也仍然可以实施正确的行为，人们只有求助于法律。露骨地说，在法律任何灰色的地方去捞取最大的利益，即使这样做被别人说成是卑劣，也不会改变所获得的利益的归属。特别是在刑法中，没有规范违反，就没有利益损伤。因此，在现代社会，法规范是人们正常交往的根据，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权利期待其他社会成员根据法规范去行动，如果这种期待落空了，那么，错误就不在于怀抱这种期待的人，而在于使这种期待失望的人。为了使对其他社会成员也会根据法规范去行动这种期待不变成失望，就必须保障法规范的有效性。法规范有效了，人们就能够自由地交往，社会也就能够稳定。刑罚的目的，就是证明法规范的有效性，就是通过法规范的稳定来实现社会的稳定。这里的法规范是实质性的，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愿意其他社会成员将其作为行动根据的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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