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之“权”的认定与民事主体利益的规范途径/王成(12)
由此，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区别不同的权益保护，而组成侵权行为责任体系。被侵害者系他人权利时，只要加害人具有故意或过失，即应依第184条第1款前段负损害赔偿责任。非属“权利”时，须加害行为系出于故意背于善良风俗方法（第184条第1款后段），或者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第184条第2款），受害人始得请求赔偿。立法者所以作此区别性的权益保护，系鉴于一般财产损害范围广泛，难以预估，为避免责任泛滥，也严格其构成要件，期能兼顾个人的行为自由。权益区别性的保护系侵权行为法上的核心问题，表现为不同的保护强度。[53]
可见，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上，就民事主体的利益，转化为侵权之权。侵权之权既包括权利，也包括利益，对权利和利益加以区分，采三个途径的保护。
1．第一途径，故意或者过失侵害的权利的保护。《民法》第184条第1款前段的规定在于保护权利。所谓权利，不包括公法上权利在内，仅指私权而言。私权，包括人格权、身份权、物权及知识产权等。债权虽属私权，是否属于第184条第1款规定的权利，尚有争论。[54]
第184条第1款前段采概括方式，未如《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采明确列举的方式，由此也产生一个问题，哪些权利属于此处之权利。参阅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1册）》第5章，第184条第1款前段规定的权利，似乎并未要求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比如，信用权、隐私权、贞操权，皆为（当时）民法未明确规定的权利。该书出版于1998年9月，可见，在民法典1999年修改之前，很多法律未明确规定的权利，在实务及学说上，皆承认可以受《民法典》第184条第1款前段的规范。[55]相对于《德国民法》创设“一般人格权”及“营业权”的历程，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说尤其是实务上对“权利”的认定似乎采较开放立场。
如此，似乎已经背离《德国民法》严格限定第823条明确列举权利、防止权利过分扩张的立法目的。一方面，可能带来实务操作上的纷争，也可能因此而削弱第184条第1款后段及第2款的规范功能。[56]
2．第二途径，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第184条第1款后段规定，“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者，亦同。”本部分规定主要以利益作为保护客体。除利益之外，是否还同时保护权利，存在不同观点。比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在《侵权行为法（第1册）》中即认为，第184条第1款后段同时还保护权利。[57]而同在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1册）》所引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97年台上字第3760号判决谓：“（第184条第1项）规定前后两段为相异之侵权行为类型。关于保护之法益，前段为权利，后段为一般法益。关于主观责任，前者以故意过失为已足，后者则限制须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58]
总共31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