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刘晗(2)
无论是在司法判决还是在立法提议当中，对于人肉搜索的规制理由大部分诉诸的是个人的信息隐私权。在这种理解方式当中，人肉搜索非法披露了被搜索人的个人信息，极大地侵害了被搜索人的隐私权。支持人肉搜索的人们则诉诸另外一项公民基本权利，即言论自由权。按照这种说法，人肉搜索被认为是公民在互联网上行使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的体现。因此，目前对于人肉搜索的法律争论都围绕着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权的矛盾及其平衡的可能性而展开。
本文认为，人肉搜索的问题远远比其表面上的法律权利冲突复杂。人肉搜索实际上展现了以隐私权为代表的自由个体主义文化和以公众揭发批判为代表的中国网民文化之间的根本价值冲突。正是两者之间的法律文化和实体价值冲突构成了中国人肉搜索目前的规制困境。对于人肉搜索的研究和处理因此必须建立在对中国互联网文化的深刻认识之上。
一、数字化信息与社会化网络
人肉搜索是数字化网络环境下的新生事物。从互联网技术的角度来看，人肉搜索肇始于web2. 0在中国的兴起。进入21世纪以来，视频共享网站、个人博客/微博、社交网站、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等新型网络服务日益发展。它们的出现改变了网民以前被动接受信息的局面;网民开始主动参与了互联网内容的创造。这一趋势被称为“ web2.0”;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参与式互联网”。参与式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原先处于信息被动接受者地位的观众参与信息制造和传播过程之中，真正实现了广大民众的信息传播自由。兼具读写功能(Read - Write)的万维网、BBS、博客、维基百科、手机短信(特别是飞信)、RSS(简易内容聚合服务)甚至P2P，使得网民们不再只是信息被动消费者，而成了信息生产者与主动传播者。特别是RSS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一对多”格局(书、电视、广播、报纸)、或“一对一”(电话、信件、电报)状况，变成现在的“多对多”。人肉搜索在技术架构的意义上是网民自主启动、相互写作的一种联合信息搜集、信息数据化和信息公开化的过程。
但作为社会实践的人肉搜索行为先于网络时代的“人肉搜索”概念。在前互联网的时代，人们实际上一直在从事类似于人肉搜索的社会行为。我们一直生活在流言、八卦和小道消息当中。在小型的熟人社会里，我们通过搜罗关于某人的信息和传言来获得乐趣，或者进行道德评判：我们会打听和传播周围熟人朋友的奇闻轶事或风流韵事，我们以此为乐，或者表达谴责。在八卦乐趣之外，一些重要的社会行为需要人肉搜索：比如乡村的媒婆在进行说媒的过程中就要对男方和女方进行各方面信息的探听，以确保双方的人品。所谓小型的熟人社会并不仅仅是我们印象当中的农业社会，它还包括我们日常称之为“圈子”的任何一种群体：律师有律师圈子，商人有商人圈子，学者有学者的圈子，等等。此外，中国人还知道一种被认为是比较极端的搜索行为：“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检举告密文化和“内查外调”行动。每一次对于“阶级敌人”的处理都建立在调查的基础上;每一次运动都要调查嫌疑者的历史问题和以往表现。如果嫌疑者的原籍或原工作单位在外地，人们就要长途跋涉，查遍祖宗八代和前生今世。对于祖宗八代和历史问题上天入地的追查其实就是前数字化时代的人肉搜索。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与其说‘人肉搜索’是在虚拟空间内发生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如说是文革中惯见的暴力行径在网络世界的重演，新时期的网民们不知不觉地在行动上继承了他们在意识上口诛笔伐的文革遗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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