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程序与构造/楼杰科（译(2)
“但是同意年龄早已未反映日常生活，并且受人尊敬的国会显然未能履行使刑法与社会需要保持一致的责任。有人劝我说[《1956年性犯罪法》]s.14不同因素的零星介绍，以及国会使该部分法律合理化的连续失败，甚至于某种程度地修改已为法院认同的谬论，意味着即使是在单个犯罪中我们也不应局限于内在的一致性。不公正的代价太高以致无法补偿一致性。”
尽管法官法有优势，但仅在最近高等法院，上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才关注刑法的发展。刑事实践过去常被认为是粗劣的文学作品，很少引起知识分子的兴趣，这就渲染了法官的思想。在最近的五十年里，这种情况已完全改变——刑法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上诉法院有力的发展了传统，并且上至最高法院的刑事案件数量也已增加。
或许由于此原因，近年来，相当多的批评直接针对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作者以及评论员感到法官不是未实现明确性就是未实现一致性。像J. C. Smith等著名的学者已在推究最高法院的“刑事案件中的阴暗记录”，并且质疑我们是否真地可以把最高法院作为刑事上诉法院。在刑法的几个不同领域，学院派法律人对法律应该是什么和法院的判决确立了法律是什么的看法之间存有显著的分歧。用普通法方法在个案的内容中零星地发展法律规则的一个缺点在于对特定案件的“正确答案”的关心模糊了判决所含有的更广的逻辑含意。法官有时感觉学术著作太理论化，也太抽象，并没有为陪审团所需要的明确地解释打下足够坚固的基础。Diplock勋爵（在判决中对上面有关最高法院判决质量的引用作出了反应）否定了由法律作者表述并为上诉法院采纳的定义，因为它创立了不适合于陪审团（见Caldwell）的“精美而不切实际的差异”。Reid勋爵在Haughton v. Smith案中，说“法律的生命血液不在于逻辑而在于常识”，Salmon勋爵在Majewski案中也使用了相似的词，两案都引来了学术界的诸多批评。这样的批评有时是有效的。Glanville Williams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指出Bridge勋爵在案件中推翻了最高法院早先的判决：“他批评判决的用语……不是显然合适的，而是荒唐的，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承认批判的力量并且无礼地不承认自己已从它那里得到了帮助（Shivpuri案）。”但是近些年，这对法官而言日益变地普遍起来，特别是在最高法院，法官在刑事案件中仔细地分析学术著作，有时产生了更长更谨慎合理的判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界已停止了对最高法院某些判决的批评。
2-3 法官与陪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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