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押监管协议的性质认定及责任裁量/王富博(2)
由是可知，保管义务无法完全囊括和包含监管义务，二者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本案中监管协议约定监管人同时负有监管义务和保管义务，协议的性质应属于概括性的委托合同，而非单纯以质物保管为内容的仓储保管合同。当然，因此时监管人仍负责保管质物，故在判定监管人是否履行了此项义务及其法律后果时，合同法仓储、保管合同章的相关规定亦有适用的余地。在作为委托合同的监管协议中，委托人为银行，受托人为监管人。虽然实践中监管协议均由三方共同签订，但出质人并非监管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其仅是与该监管协议存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即便监管协议约定出质人支付监管费，但这也不能证明出质人即为监管协议中的一方当事人。因为出质人履行支付监管费的义务，性质上属于委托合同之外的第三方代为履行本应由委托人承担的支付委托费的合同义务，如出质人未按约定支付监管费，监管人有权向委托人请求支付。
监管人未按协议约定履行监管之责，致使质物发生损毁灭失的，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发生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委托人有权选择责任类型。本案中，委托人选择主张违约责任，裁量监管人是否应实际承担责任，应根据监管协议采取何种归责原则而定。合同法奉行合同自由原则，监管协议采取何种归责原则，可以由当事人事先自由约定，如无特殊约定或约定不明，则应按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关于委托合同归责原则的规定，认定为采取过错责任原则。质言之，此时判断监管人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应以其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为要件。案例中，监管协议约定监管人D承担质物保管、监督的义务，但D并未实际保管质物，而是将质物交由原保管人B实际保管，D只是派人前往监督。此种业务模式在业界十分普遍，被称为“输出监管”。此时，D实际上是将受托保管质物的义务转委托他人代为履行。实际保管人B根据指示交付的通知，明知保管物已设定质权的事实，本应根据质权人C或其代理人（监管人）D的指示放货，但其未尽妥善保管义务，擅自允许他人提货，最终造成质物损失，无疑主观上存在过错。此时，如D的转委托未经原委托人C同意，则属于擅自转委托，根据合同法第四百条的规定，监管人D应对实际保管人B的行为向C承担责任；即便D的转委托经过了C的同意，但因监管人D转委托选人不当，主观上同样存在过错，仍应对因此产生的损失在质物可变现价值限度内对C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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