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法》漫谈/刘 莘
□中国政法大学 刘 莘
一、《行政强制法》的立法要点
《行政强制法》已经于1月1日生效。《行政强制法》自1999年起草，2005年12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到2011年6月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其间6年共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5次会议审议，可见争议之大，定稿之难。
《行政强制法》是继1996年的《行政处罚法》、2004年的《行政许可法》之后第三部专门的行为法。
按照《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的立法思路或模式，行为法主要是在实体上规定设定权、实施主体等，在程序上规定一般或通用程序。虽说“前有车后有辙”，但《行政强制法》的实际立法难度却比《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大得多。因为，行政处罚或行政许可实际上规定的是某一类行为，而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两类行为。
立法目的不同，程序设计也必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设定权是否要分别规定也是一个难题。行政处罚或行政许可虽然只涉及一类行为，在设定权上也是再按照处罚或者许可的内容、性质分门别类地规定。例如，《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法规不得设定人身自由罚，地方性法规除不得设定人身自由罚外，还不得设定吊销营业执照这类处罚。《行政许可法》则将许可分为特许、一般许可、登记（许可）、核准、资质许可等，分别规定设定权。在实践中，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都有不同的手段，在设定权、实施程序设计上更需要予以区分。
就实体而言，行政强制手段的运用比行政处罚更为广泛。因为，行政处罚是针对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作出的否定性结论，是一种制裁，而行政强制除涉及某些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外，还涉及许多危险、危急情形，如禽流感时期的扑杀措施，非典时期的隔离措施或封锁疫区措施，这些措施并非针对违法行为，而是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某些危及人民生命安全的情形采取的应对性举措。这种广泛性使得《行政强制法》比《行政处罚法》在权衡不同利益作出具体规定方面显得更有难度。
行政强制执行的体制安排同样颇费心思。《行政强制法》施行之前，现行有效法律已经确立了一种行政强制执行体制，即以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身强制执行为例外。也就是说，单行法有明确规定即授权行政机关自身强制执行的，行政机关依法享有强制执行权力，如果法律没有对此作出规定，行政机关只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面对这样的现实，立法者如何总结以往经验，再一次肯定这样的体制或是作出某些调整来改变这种体制，也是《行政强制法》立法艰难的一个“拉锯”点。动与不动，实际上关乎行政权与司法权如何界分的体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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