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破产管理人制度设计的不足与完善/曹爱民(2)
4、仍然残留着行政色彩。依照破产法的规定，“由有关部门、机构的人员组成的清算组”可以担任破产管理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下称《指定管理人的规定》）规定：“清算组为管理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从政府有关部门、编入管理人名册的社会中介机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中指定清算组成员，人民银行及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按照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派人参加清算组。”这实质上给行政权的介入，特别是在国有企业破产中地方政府的继续操纵和干预留下了余地。这种立法上的纵容，使破产案件的审理长期难以摆脱行政干预的窠臼，“这将使旧体制的弊端全部延续到新法之中，但对问题的解决方法却未作规定”。[3]
5、对破产管理人监督的失衡与监督主体的缺位。破产法规定了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对破产管理人的监督权，但缺少必需的程序性规定。而且，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对破产管理人的选任和解任只有向法院的申请权，并无实质上的权利。简言之，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对破产管理人的监督职能必须依附于法院而难以独立行使。这必然造成在对破产管理人监督上偏重于法院的失衡状态。同时，因制度设置的原因，行业监督和行政监督也没有法律依据，造成了监督主体的实际缺位，更难以形成对破产管理人执行职务的全方位的监督体系。
6、破产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责任担保。破产法规定，个人担任破产管理人的应参加执业责任保险。然而，在目前执业保险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这一制度的设置没有实质意义。如按照该规定，或者将个人完全排除在破产管理人的被指定之外，或者个人被指定为破产管理人后因失职行为而被追究时，实质上无足额财产可承担责任。中介机构担任破产管理人的责任承担问题同样也是无法可依。[4]
7、破产管理人的报酬。破产法规定破产管理人的报酬由法院确定，最高法院因此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下称《管理人报酬的规定》）。依照该规定，破产管理人的报酬是根据债务人（破产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按相关比例来确定的。但是在那些无产可破或者仅余少量财产可供清偿债务的破产案件中，如何来保证破产管理人获得因劳动的付出而应得的对价所得呢？特别是在接受指定后，破产管理人一般已经垫付了部分费用的情况下，如果得不到一定的补偿，不仅不符合责、权、利相一致的原则，更损害了破产管理人执行职务的积极性。
以上缺陷的存在，可以说是我国破产法的“硬伤”，如果不及时解决，将使破产案件的审判实践在操作层面上陷入难以预料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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