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崽，法律为你撑腰——析一宗水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案/倪学伟(4)
被告刘敏与罗如金的关系应是雇佣劳务合同关系，理由是：第一，罗如金只是以出卖自己的劳务为生，除提供劳务外，别无长物；第二，罗如金并不承担采螺所需生产工具的投资，对采螺的盈利和亏损都不承担责任，而仅是领取固定比例的工资；第三，罗如金对采螺事务不具有决定权和管理权，只能服从雇主的管理；第四，双方所约定固定的5:5分成，并不意味着权利共享、风险共担，相反，它只是一种与劳动成果挂钩的分配形式，是雇佣劳务合同中对报酬的一种约定形式，体现的是按劳分配原则。
我国在起草合同法草案时，曾将雇佣合同纳入合同法调整，后因故取消。尽管早期的民法典即对雇佣合同关系进行了调整，但以中国现有的法律看，雇佣劳务合同关系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共同调整更为妥当。
2、驳回原告精神损害赔偿诉求的判决只具有暂时的合理性，未体现法律的发展趋势
中国一度不承认精神损害赔偿，认为精神是无价的，不能用金钱衡量。198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生效施行，其第一百二十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被认为开了中国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先河，但精神损害赔偿也仅限于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及相应的法人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情况，其他权利受到侵害，则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至二审判决为止，我国法律或司法解释都不承认生命权受到损害可以获得精神赔偿。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案一、二审法院驳回原告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是正确的。
但是，人死不可复生，人死后给其亲人带来的精神痛苦无疑是巨大的，侵害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所带来的精神痛苦都不可能大于失去亲人的痛苦，为什么法律不平等保护却要厚彼薄此呢？由此形成的怪圈是：丽人因其玉照辉映九州的“痛苦”获赔数十万元，而因他人侵权失去至亲至爱的家属却无法获得分文的精神损害赔偿。这不是司法不公的产物，这乃是立法不公的怪异结果。最高法院于2001年2月26日通过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遭受非法侵害而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法院予以支持。这一正本清源的规定，可以说是我国人权保护法治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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