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救济制度：实践与反思/王歌雅(4)
2、关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自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实施以来，有关完善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呼声便不绝于耳。为此，完善这一制度，需要关注以下环节：一是适当拓宽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情形。即将通奸、卖淫、嫖娼；一方婚前隐瞒精神病史和生理缺陷，婚后经治不愈的；一方隐瞒传染病史，婚后传染给对方致其健康权受损害等情形，纳入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范围。二是加强对过错行为的认定力度。鉴于举证难的存在，法院在审理离婚损害赔偿案件时，可适当加大对过错行为的认定力度。首先，对无过错方的举证要求从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0条第1款第3项规定，只要是视听资料的取得，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虽然未经对方同意，也应当采信并作为定案证据。对于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无疑点视听资料，只要对方当事人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关证据，结合案件情况，视听资料证明的事实存在的盖然性高，即可确认该视听资料的证明力。其次，放宽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针对取证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17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法院可依职权或依当事人的申请，对知情人进行调查，再将调查笔录当庭质证。[4]三是适当提高离婚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从司法实践看，大凡准予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相对较低。为体现惩罚和抚慰的原则，在过错方的经济承受能力范围内，可适当提高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
（三）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调适
家务贡献补偿，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对方工作等承担较多义务的，有权在离婚时要求对方予以补偿。我国《婚姻法》第40条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7条2款均有明确的规定。赋予女性以家务贡献的补偿权，是因为“妻之家务劳动，有用而不可或缺，应无疑问。因有妻之家事劳动，夫之劳动开始得以再生产，因此，夫以其劳务所得之收入，非夫一人劳动之结果，而是夫妻复合劳动之结果。”[5]对家务贡献予以补偿，有利于当事人利益的保障。
1、客观评价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效用。家务贡献补偿制度，是2001年我国《婚姻法》修正案新增加的内容。其立法功效在于体现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但往往被误读为单纯救济女性权益的一项制度。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家务劳动绝大多数还是由女性承担。在本次阅卷中，显现家务劳动承担的案件，北京共3件，占案件总数的2. 1%。其中全部由女方承担的案件1件，主要由女方承担、男方协助和主要由男方承担、女方协助的案件各1件，分别占相关案件总数的0.7%。上海共5件，占案件总数的4.3%，主要由女方承担、男方协助的案件3件，主要由男方承担、女方协助的案件2件。分别占案件总数的2.4%,1.7%。哈尔滨共6件，占案件总数的5%。其中，全部由女方承担的案件3件，全部由男方承担的案件2件，主要由女方承担、男方协助的案件1件。分别占案件总数的2.5%,1.7%,0.8%。上述数据表明，完全由女方承担家务及主要由女方承担家务的比例相对较高。女性承担较多的家务，无疑是对婚姻家庭生活的巨大贡献。然而，这份贡献，并未包括到社会有效的劳动体系之内，即家务劳动无报酬。家务劳动无报酬，源于“公与私”的二元对立及“男女两性”的性别分工。即在“西方的哲学体系中，公与私是两个可以截然分离的领域，公领域是指公共事务领域，私领域是指私人事务领域。”当公领域和男人、理性联系起来，私领域和女人、感情联系起来，并且赋予它们不同的价值的时候，等级就产生了，不平等就产生了。[6]这种等级和不平等表现为男女两性在公私两个不同领域里的劳动价值的巨大落差—男性在公共领域中的劳动价值被社会承认且被赋予报酬；而女性在私人领域中的家务劳动价值则不被承认且不被赋予报酬。为此，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纳人婚姻立法中，有助于客观评价家务劳动的贡献价值，有助于体现权利义务相一致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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