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视角下的刑事和解制度/彭越林
近年来，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研究，因契合了当今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时代主题，渐成热门话题,并已经准备上升到立法层面。与此同时，反对和质疑的声音亦不绝于耳。各地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理念的大胆尝试，虽然有益于这一理论内涵的日益丰富，但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执法混乱。本文试图采用价值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厘清与刑事和解相关的部分理论问题，以期有助于理论与实践走出对刑事和解认识上的误区。
被害人在刑诉中的价值定位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害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分为三种情况：第一，如果被害人依法提起自诉，就成为自诉人，起到控诉人的作用；第二，如果被害人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就成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第三，在刑事公诉案件中，被害人被赋予了独立的诉讼地位，成为以个人身份承担部分控诉职能的诉讼参与人。笔者认为，这三种情况中的被害人在追究刑事被告人即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大致相同的。一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控诉职能，公诉案件还必须依附于公诉权，另一方面被害人还起到了“证人”的作用。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的其他权利也考虑到了对这两方面的保障。
客观而言，传统观点注重倡导公共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受其影响犯罪首先被视为对公共利益的侵害，而被害人遭受的痛苦则被视为是次要的。为了保障公共利益，国家权力在刑事案件的追诉中被无限放大最大化的运用。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伴随着司法权力的膨胀，刑事诉讼成为了追诉机关主导的对加害人进行刑事责任追究的工具，被害人和加害人的诉讼地位并未受到重视。刑事诉讼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在价值的高低排序上，将公共利益放在了顶端，相反，受犯罪直接影响最大的被害人利益，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因为犯罪而受到损害的社会关系，则更是被忽视。在诉讼过程中，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的权利和义务，真正对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审理实体结果有直接影响的，往往表现为作证，被害人的作用不仅没有被有效重视，反而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工具化、功利化的特点。这种情形并不限于作证，在刑事公诉案件中被害人虽然享有当事人的地位，但其作用往往仅在于辅助检察机关行使控诉权，对案件的处理缺乏发言权，其意见对案件的最终处理不发生任何影响，而且司法实务部门还有一些人认为被害人就是“累赘”，这显然是不够理性的。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对象，刑事诉讼无论给予其多少关心和关怀都并不显得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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